唐代名畫《虢國夫人游春圖》(局部) 反映的就是唐人春季踏青的習俗

　　我國的傳統節日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文明，其中的節日文化價值不僅體現在物質文化層面，也貫穿于各個領域。在主張文化多樣性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背景下，節日文化研究隨之發展。張勃女士十余年來致力于節日研究，在大量積累的基礎上出版了一部學術專著——《唐代節日研究》。 

　　全面展示了唐代節日風貌 

　　在我國節日文化發展的鏈條上，唐代是最為光彩奪目的一環。《唐代節日研究》以四十余萬字的篇幅，全面展現了唐代節日全貌，深入分析了其流變以及文化、社會的背景，在節日文化史斷代研究領域具有重要的意義。 

　　作為一部斷代史，該書對唐代節日的總體面貌進行了闡述，列出了唐代25個主要節日以及相關的活動。在對唐代節日的全面掌握的基礎上，提出唐代節日有“新舊并存”“節日交往超越血緣和地緣關系，建立在志緣關系的基礎上”以及“胡風彌漫”等六個特征，準確地把握了唐代節日與前朝后代相區別的一些重要元素。 

　　作者在研究中利用大量的歷史文獻，對唐代節日全貌做了極其嚴謹可信的呈現。如書中“唐代節日名目”一節，短短一個表格，注釋倒有百余條，十分翔實。凡有觀點提出，哪怕是極小的觀點，也必有大量的史料佐證，幾乎做到言必有據。這樣扎實的研究使得書中的結論可以直接為后來者所使用，書中的資料在占有、辨析方面更能造福后學。 

　　深入探討節日的起源和演變 

　　斷代史的研究難免會面臨一個問題，就是斷代的選擇以及選取的這個“代”和研究對象自身發展節律之間的矛盾。 

　　《唐代節日研究》顧名思義是以政治史為斷代依據，但若泛泛而談唐代節日文化，將其看成一個沒有變化的整體，其意義就不大，從全局而言，也很難和別的節日斷代史“首尾相接”形成整體。況且有唐一代近三百年，在漫長的節日發展史上，是一個因節俗變化而引人注目的時代；這三百年間，要考慮到節日文化整體的發展以及各個節日的起落以及地域之間的傳播，更是復雜。本書沒有回避這些問題，而是迎難而上，始終把研究重點放在“變遷”二字上，做到了斷代不斷流，以描述和闡釋唐代的“新情況”為主。正是在對這些“新情況”的不懈追問中，將唐代的節日史描述為一個動態的、有生命的過程，也順理成章地進一步分析了這些“新變”背后的文化、社會成因，將節日史作為文化史、政治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解讀，抓住了唐代節日開風氣之先的特質，探討了唐代新興節日和傳統節日，從而全面展現了唐代節日的風采。 

　　行動者的獨特角度 

　　節日相關的行為有其明顯的集體性和主體性，在節俗的變異中，個人是主動的建構者，盡管由于身份、職業、社會地位的差異，這種建構的影響或大或小，但節日中的每一個人都參與了這種建構。因此，在節日史的研究中，個人在節日中的行為、對節日的看法都是重要的材料。在這一點上，該專著做出了極為重要的創新。 

　　作者提出的一個鮮明的觀點：行動者的選擇和實踐是唐代節日傳承和變遷的決定性力量，而節日又反過來型塑著行動者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這是第一次在節日歷史研究中清晰地將“行動者”這個概念推向前臺，從個體實踐的角度來解釋節日變遷，進而展現節日文化內涵和人生境界。 

　　本書選取了李隆基和白居易這兩個人物進行研究，很有代表性和分析價值。李隆基作為一代君王，他的節日實踐活動在唐代的節日發展史上有著無人可比的影響力；而白居易享年74歲、生活經歷豐富并留下了大量作品。“于李隆基，更多地偏向于探討他在唐代節日發展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于白居易，則更多地偏向于展示他的節日生活并闡釋它何以如其所是”。在專著的結語部分，作者還專門闡述了行動者和節日之間的辯證關系，認為行動者決定了節日的傳承和變遷，節日則塑造了行動者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言：“唐代行動者在尊重過去的同時又具有納異的廣博胸襟，國家、社會為個體行動者的選擇和實踐提供了較為充分的空間和較多的可能性，所以，唐代行動者具有更多選擇和實踐的自由，他們的節日生活因此而豐富多彩！”這或許是唐代節日在整個節日發展史上重“新”重“變”的恰當注解。 

　　唐代煌煌盛世、繁榮張揚，在這三百年間，人們享受了中國歷史上最自由開放的空氣，譜寫了節日文化獨特而又輝煌的篇章。讀完《唐代節日研究》，掩卷沉思，大唐帝國豐富多彩的節日文化在腦海徐徐展開。作者數載埋首故紙，在那段遠逝的時光里上下求索、對千余年前的節俗艱難勾勒，遙想“當年”，還原記憶、認識自我，把存活于“當下”又活躍于“記憶”中的節日展示出來，歷史和現實在敏銳的思考和研究中穿越、呈現，實屬難得！ 

　　（中國傳媒大學：劉曄原 邵清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