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凹先生在西安，西安是邊城，但是從文學的意義來說西安絕對不是邊城，甚至是中心。八十年代以來到現在，西北作家，尤其是陜西作家，在中國文壇上掀起了一撥又一撥的浪潮，直到現在仍然是高潮迭出，這里離不開賈平凹先生的突出貢獻。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賈平凹先生是我們當代文學的帶頭人。”日前，在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與北師大文學院聯合主辦的2013·北京師范大學國際文學周系列活動的北京師范大學首任駐校作家賈平凹入校儀式暨“從《廢都》到《帶燈》——賈平凹創作回顧研討會”上，作為主持人的北師大國際寫作中心主任、主席莫言對新來的“同事”賈平凹不吝贊揚之辭。回顧賈平凹幾十年的創作，童慶炳、孫郁、白燁、孟繁華、閻晶明、梁鴻鷹、賀紹俊、陳福民、何向陽等眾多學者展開深入討論。

　　>>時代欠了平凹一個情

　　正如《廢都》當年被禁后依然以盜版的形式禁而不止，從1993年《廢都》面世的下半年遭禁到2009年解禁，直至如今的20年間，關于《廢都》的話題從未間斷，也似乎由此決定了賈平凹毀譽參半的作家命運。《廢都》的巨大爭議像驅不盡的陰霾籠罩在賈平凹頭上近20年。

　　“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有一次突然看到我們學校后門賣蘭州拉面的小街上擺滿了《廢都》，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商品在出售。那時候我們正在搞人文精神討論，討論的靶子是兩個人：一個是張藝謀，另一個就是賈平凹。”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張檸帶著些許自嘲回憶起自己與賈平凹及其作品曾經的因緣，這也讓眾多與會學者憶起自己曾經在《廢都》引發的批判浪潮以及最終釀成的文化事件中的批判角色。經歷20年淘洗后有了新的立場的他們反思了當年的淺見。

　　1993年《廢都》面世引起軒然大波之時，《〈廢都〉廢誰》《〈廢都〉滋味》等犀利的批評文集曾直指靶心。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孟繁華坦言，《〈廢都〉滋味》是當時正在北大的他和陳曉明等十余人在一個星期完成的。最初命名為《世紀末的文化馬戲——〈廢都〉批判》。“當時我們主要是從道德化的角度去批判，因為那時我們的批判資源和理論資源非常有限，所以當時我們對《廢都》所表現出來的價值和意義的理解是非常簡單化的。”孟繁華說。

　　孟繁華指出，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充斥在文學界和文化市場里的大都是翻譯的現實小品，大都是從臺灣、香港等地引進來的電視劇《月朦朧鳥朦朧》《一簾幽夢》《萬水千山總是情》，金庸、古龍、梁羽生，瓊瑤、三毛、席慕蓉等，大家幾乎不太會說話了，這個時候《廢都》出現了。“百年中國知識分子一直有為民代言，為萬事開太平的傳統。但是改革開放以后突然發現，知識分子這個價值受到了挑戰，當經濟生活成為我們社會生活核心定位已經確立以后，無法兌現為民代言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功能和價值產生了強烈的自我懷疑。《廢都》寫出了那個年代知識分子的心理波瀾。”

　　“說到《廢都》，我愿意承認，當年我們是搞錯了。賈平凹在那個時代比所有人都敏感地意識到整個文明變異和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給文人、知識分子和中國的人文價值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他沒有結論，但是他看到了問題。”這是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陳福民的剖白。“平凹通過真實的表達、敏感的體驗，把知識分子的頹敗、沒有出路和分裂，以及知識分子所持守的文人價值的紊亂呈現出來，但是客觀地說，我們很多人沒有這樣一種解讀能力。所以我覺得時代欠了平凹一個情。”陳福民說。

　　北師大文學院資深教授童慶炳則指出，應該抱著一種大歷史觀的精神看一部作品好壞，不是看今天發表了明天是不是有反響，后天是不是全中國都轟動，再過幾天是不是得什么大獎了。“我一直認為，所有的東西都要沉淀，沉淀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若干年后，東西是好是壞才能見分曉。”

　　>>中國當代文學三十年的“百變狐貍”

　　以其厚重的作品繪制紛繁文學版圖的賈平凹有“文壇鬼才”之譽。對于如此賈平凹，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的觀點是，不正宗的白話文、文章學觀念以及士大夫傳統，造就了賈平凹創作的獨特性，并且由于賈平凹特殊的生命體驗，以及他攝取傳統文明的一種視角，使他的《廢都》一直到《帶燈》等每個文本都充滿了復雜性。

　　孫郁認為，由于文本的非正宗性和我們的敘述語言多少年來被污染的距離感，所以賈平凹的文字背后有一種強烈的歷史意緒。他的文字可以說是精、善、秀、雅，達到當代小說很高的一種境界。這是他的文章學。從明清以來文人士大夫的文章學在他身上表現得非常好，可是他又有自己特殊的東西，他警惕士大夫氣，警惕文章寫得滑溜，其實就是警惕我們語言已經形成的一種模式，實現了漢語無限可能性的表達，也使自己成為當代文學中獨特的一個。

　　“我覺得平凹是我們中國當代文學三十年中的‘百變狐貍’，因為他涉足的領域、他的題材等都是機變百出的。”援用猶太觀念史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著名的刺猬與狐貍論所言的“狐貍多機巧，刺猬僅一招”，陳福民認為賈平凹正如“狐貍”般巧智多招。“所以平凹這個表面看起來很莊重、憨厚、訥于言詞的人，他思想的感應器，他通過文學經驗去捕捉這個時代微弱的脈搏的能力是極其強大并機變百出的。他其實一直在學習，一直在向時代學習，一直走在時代前面，跟著時代前進。”陳福民說。

　　首師大教授張志忠指出，多年來賈平凹的創作有很多變化、探索和超越。這其中似乎有從建構到解構，然后再建構，再進入下一輪解構和建構的過程。比如，如果說《廢都》是一種解構，是時代轉型期間文人和知識分子的一種心靈的崩潰、精神價值的消亡，很快到了《高老莊》時，看到了他對于知識分子對于文人的一種新追求、新氣象，是進入一種尋找和建構的過程。或者，如果說《秦腔》帶有解構的筆觸，描寫鄉村的崩潰，到了《帶燈》，要建立的是正能量、正價值，是一種建構。從寫作的取法到語言的變化，從城市到鄉村，再到城鄉結合部，這種建構、解構和再建構的過程也是推動他文學變化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而在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梁鴻鷹看來，凡是杰出的小說都有百科全書式的展現，從中都可以讀到很多知識，獲得很多信息。賈平凹的小說中，能看到鄉間的花草生長和季節的關系，看到那些動物，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書法、繪畫、醫藥等，作者能夠信手拈來這些東西并化成自己的藝術元素，產生持續的魅力。

　　>>為鄉村帝國守墓，做古代帝都忠臣

　　“樹一塊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渴望強大，人們從來沒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風街的故事為碑了，行將過去的棣花街，故鄉啊，從此失去記憶。”正如《秦腔》后記中寫下的這段“碑文”，賈平凹何嘗不是一直在用他鏗鏘的文字為他一直執著守候的鄉村樹起一座座豐碑。

　　“平凹是一直生活在一個帝國里的作家，這個帝國叫鄉村帝國。鄉村精神是這個帝國的君主，平凹就是這個帝國的一位忠臣。”這是評論家賀紹俊眼中的賈平凹。賀紹俊認為，賈平凹的寫作歷程記錄了整個鄉村帝國逐漸走向衰亡的歷史變化，也記錄了這個帝國的一位忠臣的復雜心境。“到了他寫《秦腔》的時候，他幾乎處于最絕望的時刻，《秦腔》就好像是要給鄉村帝國寫一首挽歌。而平凹在這部小說里給人的感覺是打算做一個守墓人。”

　　但是，賀紹俊認為，從《廢都》到《帶燈》體現了賈平凹的另外一個特點，即城市文化的影響。“他不是封閉在鄉村帝國里，而是有城市文化的影響。他一直生活在一個特別的城市里，這個特別的城市是一座古代的帝都。作為一個忠臣，他不是隨著帝國的衰亡而衰亡，而是在尋找文明新生的希望。”在賀紹俊看來，賈平凹身上這種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交織、糾結，也帶來了作品的復雜性。雖然賈平凹很早就離開鄉村進入城市，但他的內心始終留在鄉村，所以他一直能夠觸摸到鄉村精神的脈動。但是他又享受著城市文明，這就使他在通往城市的路上頻頻回頭看鄉村的溫馨，城市的灰暗色調他很難接受。身心相異帶來的是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的碰撞和沖突，而這恰好是他作品的活力，也構成了他的多種敘述方式。

　　“賈平凹的創作是不跟潮流、不跟時髦的，他就這么寫，他的語言是從土地的縫隙里蹦出來的農民的靈魂。”張檸認為，正因為賈平凹的寫作扎根在土壤里，因此具有了一種壓都壓不住的生長性。城市文明和農耕文明一個非常重要的差別是，城市文明是從水泥石頭里生長出來的，而農耕文明是從泥土里生長出來的，泥土本身具有生長性，而水泥、石頭卻沒有生長性，因此靠大量的治理、理性來支撐。“當我們離開泥土，帶著現代文化的智性思考問題時，我們感覺到賈平凹的創作里有很多我們很難融進去的東西。為什么？因為我們的心態浮躁了，或者支撐我們感受的是智性而非感性的東西，不是生命自身具有的生長性的東西。”張檸說。

　　陳福民則表示，真正在腦中扎根的東西往往是農業文明所形成的古典文化價值。“所以在今天我們承受了一個巨大的困難，就是農業文明和現代文明之間的裂痕，這種裂痕在平凹的全部寫作中都有表征，他一直在努力試圖處理這個問題，而這個問題我相信不是他一個人能解決的，而是我們所有從事文學的人跟這個時代一起前進，一起感受痛苦。”

　　>>青天一鶴見精神

　　中國大陸文壇的“獨行俠”，這是許多外國研究者給予賈平凹的美譽。正如被稱為奇書的《廢都》那般另類，賈平凹踽踽獨行的精神跋涉背后有何種堅持作為支撐？

　　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白燁認為，賈平凹的寫作始終是我行我素，基本上不太遷就讀者，不太遷就市場，完全根據自己的感受想寫什么就寫什么，這是作家非常重要的品質。

　　借用清代著名批評家葉燮的“理事情”說和“才膽識力”說，童慶炳指出：“賈平凹的文學創作是具有才、膽、識、力的，是當乎理、確乎事、酌乎情的偉大創作。賈平凹一生追求的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精神境界，這種精神是隱含在他的字里行間的，是隱含在他的文字背后的一種靈魂，用他所喜歡的對聯中的一句來說，就是‘青天一鶴見精神’的那種精神。”

　　讀過賈平凹很多作品的童慶炳回憶，1991年夏，北京特別熱，而他就像《廢都》里面所寫的種種人物一樣，百無聊賴。于是找來一個席子，在書房的地上攤開，安枕而臥，津津有味地讀了近一個月，把賈平凹的短篇、中篇、長篇等幾乎所有作品都讀了一遍。“我尤其欣賞的就是賈平凹寫農村生活中那些似乎看起來是很瑣屑的一些小事，但是里面能夠透露出詩意的情感。我覺得這就是小說，這就是詩，這就是真正的文學，是偉大的文學，是文學的一種力量。”

　　與很多當時持批判態度的學者不同，《廢都》出版之時童慶炳對其便持肯定態度。“我覺得這個作品是帶有歷史感的，是前瞻性的，表達了對社會的一種回應。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可以說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我們要批判極左的政治，清理文化大革命給我們留下來的種種教條。但是到了1990年以后，我們面臨的是另外一種環境，就是商業主義給我們帶來的那些庸俗的、低下的、低劣的、使我們文化墮落的東西。所以《廢都》就折射出作家的一種精神，他要批判文化的墮落，要批判人的墮落，要批判這個商業主義可能給我們帶來的各種各樣的低劣的東西。”童慶炳坦言，雖然當時《廢都》已經被禁，但他確信這部作品的地位，并為賈平凹敢于將其撰寫出來的膽識而深感欽佩。

　　北師大文學院副院長、國際寫作中心執行主任張清華則指出，賈平凹是一個精神體積特別巨大的作家。體量大不只是作品多，而是他的作品當中蘊含了非常豐富的文化和內涵，體量大是通過他巨大的作品家族和一塊土地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聯系，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他和這塊土地互相確立了對方。“其實在文學中，我們回頭看，現代以來中國的大作家，從魯迅、沈從文到老舍這些能夠立得住的作家無不是因為他們的作品構成了生氣勃勃的家族、一個作品世界，通過建立自己的作品世界和這塊土地之間的聯系，使作品獲得生命，這種生命會因為土地的無限生命力而獲得一種動力，一種生長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