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1971年11月15日出席聯合國大會第26屆會議的全體會議。大圖：喬冠華團長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新華社資料照片），內圖：80年代中譯圖書資料室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選為在中國的藏書點之一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蒼穹。八千里風暴吹不倒，九千個雷霆也難轟……”在中譯公司，由于“聯合國資料小組”初建時恰好是18個人，他們迎著困難，艱辛創業的精神，深深感動著大家；人們為了表達對他們的尊敬，習慣稱他們為“18棵青松”。
中譯公司第一任經理繆群（右三），副經理何卓云（右二）、何大基（左二）、崔烈（左一）、沈國芬（右一）
中譯公司賈瀚銘為鄧小平擔任翻譯
中譯公司副總經理崔烈（右一）在聯合國總部任中文處處長期間與中國駐美大使章文晉合影
聳立在曼哈頓島東岸、橫跨紐約市東河兩岸的聯合國總部，一向被人們視為和平的象征和希望的燈塔。作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成果，聯合國的誕生無疑是現代國際關系史上的重要事件。1971年的秋天，在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新中國在經歷長達22年的曲折斗爭之后，終于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中文也在聯合國被列為工作語文，大量的積壓資料、新聞資料亟待翻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一個專門從事聯合國文件翻譯工作的新機構——“聯合國資料小組”就應運而生了。四十多年過去了，“聯合國資料小組”也從18人的小機構成長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他們的不懈奮斗在新中國的翻譯事業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
聳立在曼哈頓島東岸、橫跨紐約市東河兩岸的聯合國總部，一向被稱之為是和平的象征和希望的燈塔。地球上60億人民的代表經常聚集在這個占地18英畝的地方，針對和平、公正及經濟和社會福利等問題進行商討、作出決定。
時間定格在1971年9月21日上午10時，第二十六屆聯合國大會在美國第一大都市紐約隆重開幕。這次會議有一個非常重大的議題，就是針對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正反兩方力量展開了激烈角逐，以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為代表的23個國家，提出了著名的“兩阿提案”。
當時世界上的反對勢力不僅與“兩阿提案”大唱反調，而且提出了另外兩種提案，旨在讓“兩阿提案”流產。一種提案是由美國、日本等22國提出的“重要問題”提案，提出要從聯合國取消“中華民國的代表權”的任何提議都屬于《聯合國憲章》第十八條中所規定的重要問題，需經聯合國大會三分之二的多數成員國通過，人們簡稱為22國提案。另一個提案是由美國、日本等19國提出的所謂“雙重代表權案”，即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入聯合國，但“確認中華民國繼續擁有代表權”，并“建議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享有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
一天過去了，十天過去了，誰也不能夠說服誰，雙方針鋒相對。10月25日晚八時十分，第二十六屆聯大就“中國代表權問題”進行的辯論宣告結束。具有歷史意義的表決隨即開始。大會先就美國、日本等22國提出的“重要問題”議案進行表決，結果以59票反對、55票贊成、15票棄權被否決。
接著，大會表決“兩阿提案”。最后大會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予以通過。聯合國歷史上有名的“第2758號決議”從此誕生。大會主席高聲宣布：由于阿爾及利亞等23國出的“兩阿提案”獲得通過，美國、日本等19國的“雙重代表權”提案成為一項廢案，被大會自動否決。這一莊重的宣布剛一結束，會議大廳出現長時間熱烈歡呼和鼓掌的場面。它從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徹底地解決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至此，新中國為了爭取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進行的長達22年的曲折斗爭終于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的倡導將被世界聆聽，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但是有一個問題制約著中國的作為，那就是中文在聯合國并沒有發揮正式語文的作用。雖然1945年聯合國憲章的正式文本是以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這五種語文寫成的，五種語文具有同等效力。這五種語文就被規定為聯合國的正式語文。聯合國為了便于日常工作的進行，在正式語文中還規定有工作語文，工作語文使用的范圍更廣，但是，在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前，國民黨政府的代表在聯合國使用英文工作，中文在聯合國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在原來的五種正式語文中，英文和法文早就是聯合國的工作語文，西班牙文和俄文先后在1948年和1968年成為工作語文，而中文卻長期得不到工作語文的地位。我國恢復合法席位后。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的日益重要的作用直接促使中文在聯合國的地位迅速提高，同時駐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團進行了多次呼吁與倡導，在1973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第二十八屆會議根據第五委員會通過的18國決議草案，通過了第3189號決議——，其中說“考慮到五種正式語文中四種均已列為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工作語文，并確認為了提高聯合國的工作效能，中文也應具有與其他四種語文同等的地位，決定將中文列為大會工作語文并依此修正大會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聯大同時表示“宜將中文列為安理會的工作語文”。1974年1月17日安理會通過了相應的決議。隨后經社理事會和聯合國系統一些有關機構（如教科文組織、糧農組織等等）也紛紛將中文列為工作語文。聯大第二十八屆會議也通過決議將阿拉伯文作為大會及其所屬主要委員會的正式語文和工作語文。聯合國秘書處日常使用的工作語文仍為英文。
為了適應中文使用范圍日益擴大、翻譯量劇增的形勢，聯合國系統許多機構新建或加強了中文翻譯部門。如國際原子能機構、海事協商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機構陸續新建中文科，聯合國會議與口譯司增設中文逐字記錄組，工業發展組織的中文股擴大為中文科，等等。但是，聯合國本身由于經費問題，常設翻譯人員不能大量增加。為了完成翻譯任務，聯合國除在工作旺季增聘一些臨時翻譯審校以應急需外，主要是以特約翻譯的方式委托聯合國以外的力量特別是有關國家的翻譯機構長期承擔翻譯任務。由于中文的情況更加特殊，在我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時，僅聯合國大會和各委員會、安理會等主要機構應譯而未譯成中文的會議記錄、報告等文獻資料即所謂“積壓文獻資料”就有8萬（英文）頁之多，而且每年還產生新的“積壓文獻資料”，聯合國新聞部也有不少宣傳材料需要譯成中文。
1972年，冬。正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周年之際，聯合國新聞廳委托我國代為翻譯出版、發行聯合國宣傳品和承印聯合國文件資料的請求，遞交到了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黃華大使的手里。作為聯合國六種工作語文之一的中文翻譯工作，也就責無旁貸地落到了尚且年輕的共和國的肩上。由黃華建議，周恩來總理果斷決策，經外交部與出版口商定，指定商務印書館負責在北京成立“聯合國資料小組”，專門從事聯合國文件的翻譯工作。
1973年3月5日，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在中國誕生了一個服務聯合國的新機構——聯合國資料小組。
“18棵青松”
3月的京城，初春的陽光灑在北三環中路一幢機關干部住宅樓的窗上。一位老人走進書房，書桌上那張日歷豁然醒目：2013年3月5日。
老人久久凝望著這張日歷，慢慢地移動腳步，來到窗前。此時正午的陽光透過窗戶照在老人的臉上，不知是因了陽光的照耀，還是那張日歷讓老人觸景生情，他的雙眼漸漸模糊了。
老人叫繆群，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的創始人。正是這張日歷勾起了他對往事的回憶。
40年前的1973年3月5日，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的前身——“聯合國資料小組”，在商務印書館正式掛牌成立，雖然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但記憶不因時光流逝而淡忘，卻因歲月的悠久而越發地彌足珍貴。
“又是3月5號了。”老人轉身走進書房，從寫字臺前把那張發了黃的照片拿到陽臺上，在陽光的照耀下，照片上清晰地映出了18位英姿煥發的身影。老人撫摸著照片，喃喃地念著他們的名字：王泰雷、張心怡、林麗華、鄭爾康、朱明磊、陳政域、龔梅亭、燕桂珍、胡建春、王壽華、安文琴、黃素芬、王庸、胡汝娜、蔡榮、沈丙麟、周穎如、張伯幼。他們有的已經仙逝，有的已經多年不見，在這個最值得紀念的日子，繆群心里涌上了一股強烈的思念之情，眼里噙滿淚水，40年前一幕幕艱苦創業的場面又浮現在腦海……
“時間過得真快呀。”老人揉了揉眼睛，又仔細地端詳著這張舊照，往事如煙，40年前一幕幕艱苦創業的場面又浮現在腦海……
革命現代京劇留給我們這代人的記憶是恒久的、難忘的。中譯公司創業者“18棵青松”的稱謂是從《沙家浜》移植過來的。在當時，這部現代京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無人不會哼唱。尤其劇中塑造的“18棵青松”即18位新四軍傷病員的光輝形象，讓人們懷有強烈的敬意。
“要學那泰山頂上一青松，挺然屹立傲蒼穹。八千里風暴吹不倒，九千個雷霆也難轟……”
在中譯公司，由于聯合國資料小組初建時恰好是18個人，他們迎著困難，艱辛創業的精神，深深感動著大家；人們為了表達對他們的尊敬，習慣稱他們為“18棵青松”。
1973年，于中國，是個難忘的年代；于繆群則是他人生轉折的一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以后，翻譯工作提到日程上來。在此之前，因為臺灣代表使用英文，根本不看中文處譯出的文件，會上也不用中文發言，不聽中文口譯員的翻譯。中文處譯出的文件往往失去時效，有的竟成了一堆廢紙。口譯員甚至經常在工作期間關了麥克風，在口譯廂里聊天。
當時的聯合國中文處，筆譯共有一百多人，口譯有二十多人，全部是當地的華人。這些人都是第一次與中國代表團接觸，雖然大部分人均有愛國之心，但對祖國的情況不了解，有的受西方宣傳影響或因同臺灣官方關系密切，對中國代表團心存疑慮，另眼相看。中國代表團抵達紐約后，喬冠華團長和陳楚大使及時召集全體中文翻譯人員，向他們鄭重宣布：中國代表團十分重視中文翻譯工作，主張中文翻譯人員一個不少地全部留下來，維持原來的職位，希望他們堅守崗位，做好本職工作，為祖國爭光。
中國代表團對聯合國翻譯人員的態度以及對中文翻譯工作的重視，使聯合國的中文翻譯人員大受鼓舞，尤其中國代表出席聯合國的各種會議均用中文發言，仔細閱讀譯成中文的各種文件，各種決議草案譯成中文后才能重新表決。從此，聯合國秘書處內中文的地位凸顯，中文的口、筆譯人員被刮目相看，深感身價倍增，個個情緒高漲。與此同時，他們也感到了工作上的壓力；因為人們對聯合國筆譯、口譯的要求提高了，中文版文件以特殊的身份出現在聯合國的各個機構中。
為了適應中文使用范圍日益擴大、翻譯量劇增的形勢，聯合國系統許多機構新建或加強了中文翻譯部門。正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聯合國資料小組”正式掛牌成立了，辦公地點設在商務印書館。而籌備組和主要負責人是當時仍在河南息縣對外文委“五七干校”勞動的繆群。為了方便工作，由繆群出任當時的中華商務印書館辦公室主任，同時兼任“聯合國資料小組”負責人。中組部一紙調令，立刻把他召回到北京，并讓他組織創建“聯合國資料小組”。
當40年后他們回憶起當年的創建過程時，仍然激動不已。記得接到回北京的調令時，有的人正在田間休息，有的人正在起豬圈，還有的正躺在病床上，但他們有一樣是共同的，那就是激動得熱淚盈眶，有的還大哭了一場，因為他們終于可以回家了。當他們坐在列車上，聽廣播里播放《林海雪原》中的“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唱得這幾位即將回京的“18棵青松”豪情萬丈。一腔壯志，終于有了結果。“我們回北京了，我們可以干自己喜愛的事業了。”這樣的心情讓他們熱血沸騰。當時的情景他們銘記在腦海里，終生難忘。
40年匆匆一回首。他們回憶說，來到“聯合國資料小組”工作，讓他們無比感動的不是職業的榮耀，也不僅僅是從干校回到北京的解脫感，而是他們有了再次為國家工作、能讓自己的才能發揮出來的機會，他們無比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雖然幾經磨難，但是知識分子的報國之心未泯，他們要為培養自己的祖國工作，要為黨的事業貢獻力量。
“18棵青松”中，有外交部世界知識社編審，有人民出版社編校尖子，有曾為《毛澤東選集》負責校對工作的高級校對員。但他們大部分是行政、出版人員，從事翻譯和審校的人為數不多，面臨大量的翻譯任務，其困難可想而知。他們格外珍惜這個來之不易的工作機會，每當夜深人靜，每當想到那些還留在農村“改造”的同事，心就隱隱作痛，因為幸運之神光顧到了他們極少數的十幾個人身上，他們能回到北京，能回到自己親人的身邊，能脫離農村的艱苦勞動，能為聯合國從事翻譯出版工作，這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榮光呀。當時的反響和轟動，無異于現在的奧運冠軍和頂紅明星。他們是在同事們的祝賀聲中離開干校，走上了人生的新旅程。那一刻，給他們帶來了畢生獻身翻譯出版事業的永久動力。
發展中的煩惱
企業的發展成長與孩子的成長大同小異。一個孩子的成長過程是伴隨著苦與樂、榮譽與恥辱、進步與退步、歡笑與淚水甚至挨打與贊揚的，可當他成功的時候，人們只注意到頭上的光環，事業上的成功，而忽略了他在成功路上所付出的艱辛，經歷過多少磨難，涉過多少急流險灘。對于“18棵青松”來說，當初的創業，他們所經歷的曲折，是現在人難以想象的；但是他們闖過來了，他們用艱苦奮斗的精神創造了翻譯界的卓越成就。
帶著感恩、帶著熱情、帶著歡笑的“18棵青松”回到北京后，馬上投入到緊張而又有序的工作中。由于服務對象是聯合國，要想把工作干好就必須要了解聯合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組織機構的方方面面。
聯合國共有六個委員會，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法律、環保、海洋甚至宗教、民族、衛生、保健等領域。而安理會涉及影響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所有世界上的熱點問題，無論世界的哪個地方，一旦出現國際爭端，就會提到安理會來討論。因此，作為翻譯與審校，必須掌握上述各方面的基本知識，緊跟與自己工作有關的事態發展。
“聯合國資料小組”的成員，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汲取新知識，一方面認真研究與聯合國大會有關的一切資料。他們在短短的時間里總結出了聯合國文件的三大特點：
一是具有高度的政治敏感性。聯合國是當今世界各國共商各種重大國際問題的講壇，也是國際上各種力量較量的場所。它所產生的文獻資料，大多如實反映了世界各國對待各種問題的基本立場、態度和觀點，記錄了各國間存在的對立和分歧以及達成的協議、諒解或妥協。
二是內容包羅萬象。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聯合國的主要宗旨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發展各國之間的友好關系，進行國際合作，促進世界經濟和社會的進展。因此，聯合國系統擁有一個極其龐大的機構網，覆蓋和處理世界各個領域的問題。除聯合國大會及其各主要委員會、安理會、經社理事會、托管理事會和國際法院這些主要機構形成聯合國的核心外，直屬聯大的有涉及貿易和發展、兒童、難民事務、環境規劃、人口活動等等十多個機構，而系統內專門機構和獨立機構有近20個，分別涉及原子能、勞工、糧農、工業發展、教科文、衛生、金融、貨幣、氣象、海事、知識產權、郵政、電信等等眾多領域。此外，還有各種專門性質的國際會議。
聯合國文獻資料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大到國際大事和重大爭端，小到各國經濟、社會發展；上至外層空間，下至大洋海底，聯合國文獻資料無所不包。這就要求翻譯人員要有很強的專業知識，而國內各個大學外語教學的不同方向正好適應了這種多學科的需要。
三是有統一的編制要求和標準的語匯。在機構龐雜、日理萬機的這個世界組織里，真可說是“文山會海”，每年召開的大小會議數以萬計，分發的文獻資料份數則以億計。盡管聯合國文獻資料涉及形形色色專題，而且門類繁多，但是并非雜亂無章。聯合國文獻資料大多緊緊圍繞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國際合作這些最基本的主題，即使涉及不同領域，仍有許多共同提法和用語。
與此同時，他們還了解到，聯合國系統各機構在議事程序、內部組織、行政管理、財政預算等方面歷年來形成了一套特有的規定和體制。各類文獻資料在體例、體裁和用語上也均有比較固定的章法可循。因此他們在翻譯時注意到，聯合國文獻資料具有區別于其他文獻資料的專業性質，中文版本的文件也必須符合聯合國的規范化要求。
翻譯是“萬金油”，要能隨時擔任各種文獻資料的翻譯。但術業有專攻，工作有分工，要求每個人能專攻某幾個委員會或議題的翻譯，成為某方面的專家。
可想而知，“工作”的意義在他們的心中是何種分量！他們工作的勁頭又是何等的無法想象。加班、加點，沒有一分錢的補助費，打包、運輸、發貨，從來不挑不揀，任勞任怨。
剛剛成立時的“聯合國資料小組”，工作中的困難顯而易見，但是來自財務和房子方面的壓力是無形的，卻也是難以克服的。
雖然主管部門把他們安排在商務印書館，但是時間一長，很多問題就出現了，比如說18個人的工資要在商務印書館領，辦公費用也要由商務印書館出，日久天長這即是數量很大的一筆支出。而翻譯聯合國文件所掙得的服務費雖然很高（當時聯合國的付費標準是每千英文字33美元），但那是外匯，一律由財政部統一調配，如果想支出錢需要打報告，走很多手續才能拿到很有限的人民幣。當時的情況對商務印書館而言，養著“聯合國資料小組”就是一個字：虧。
這樣的局面使繆群也很為難，他身為商務印書館的辦公室主任，不能掙錢卻天天花人家的錢，心里不安，但他手里又沒有錢可支配。怎么辦？他開始琢磨起“聯合國資料小組”主管單位的問題，名義上歸國務院出版口和外交部兩個單位主管，實際上相當于“雙不管”。遇到經費等相關問題，難免兩邊推來推去。那么，這個單位究竟歸誰領導好？
繆群想，首先應該歸外交部，因為工作任務是屬于國家外交方面的，也確實是由外交部安排的，那外交部就應該成為真正的主管單位。他去找外交部的領導，說明了在商務印書館的問題。但是外交部的人說，他們不能接收。繆群也理解，從事聯合國文件的翻譯，應當是脫離于國家政府部門之外的。沒辦法，繆群又到國務院出版口說明所面臨的困境。當時的軍代表很疑惑地說：“怎么國家沒給你開辦經費呀？”繆群回答：“是的，當時說的就是行政關系歸商務印書館，是它的下屬單位。但現在商務印書館也有困難，我們這18個人怎么辦？”軍代表在仔細聽取匯報并認真研究后，向國務院出版口專門寫了報告，上報國務院辦公室。
一年以后，1975年5月，國務院批準“聯合國資料小組”為獨立單位。
經歷磨難
雖然當年他們都是英姿勃發的“中青年”，四十年過去了，他們已經進入了人生的暮年，但談及“聯合國資料小組”和“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時，他們依然雙目放光，心潮澎湃，思緒萬千。
1976年4月13日，國務院批準“聯合國資料小組”正式擴建為“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此時正值“文革”后期，不僅社會上左的思潮嚴重，所謂“階級斗爭的弦”束縛著人們的思想。到“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來工作的許多人都因家庭、歷史有問題而在使用上受到質疑。來自臺灣的龔梅亭，工作上認真負責，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一直以實際行動靠近黨組織。但由于父親在香港定居，人們懷疑她的出身有問題，見了她都害怕，躲得遠遠的。但是她父親是周恩來的同學，有統戰方面的關系，可周恩來又不能親自出來說這樣的事，所以她入黨頗費周折。而陳政域和虞懿被誤定有歷史問題，經過自己的努力和領導的認可，沖破重重阻力，才得以重用。
“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雖然正式成立了，但仍沒有自己的辦公地點。
早在“聯合國資料小組”成立不久就與聯合國會議事務部簽訂了翻譯一萬英文頁（約合800萬中文字）積壓文獻資料和部分當前文件的協議。而當時的“18棵青松”中只有3人是翻譯，10人是校對，其他人負責印制發行。以這樣的人才實力，無論如何完不成積壓文件的翻譯，更何況隨時還有新產生文件的翻譯印制工作。
在國務院和國家教委的統一協調下，積壓文件的翻譯任務落實給各個大學共同承擔，全國相繼有48所大學承擔了這項工作任務。當時，很多翻譯都被關“牛棚”或在干校勞動改造，這項工作曾使他們受到保護，免受人身迫害。
隨著全國高校翻譯工作的開展，“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的工作人員也由18人增至29人。人多了，辦公的地方更加擁擠，從高校返回的翻譯文件堆積如山，“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需要有更多的辦公室用于提高辦公效率，也需要更大的空間放文件。
而這時商務印書館的業務也在發展，確實需要繆群他們把房子騰出來。身為“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負責人的繆群開始為房子四處奔波：找過去的老同事、老領導談目前的困境，向國務院辦公廳打報告……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后由協助周恩來、鄧小平主持經濟工作的李先念批準，在白塔寺的華北局大樓辟出兩層樓給“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辦公之用。
房子批下來以后，又出現了一系列的瑣事，繆群和當時的領導班子，又是打報告，又是調人，他們幾乎是跑斷了腿，磨破了嘴，最后才搞定這些細枝末節。
自從“聯合國資料小組”擴建為“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后，大批人才的引進，使“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的工作和學術氣氛呈現朝氣蓬勃的新氣象。他們于1974年至1978年先后在北京、天津、桂林、鎮江舉辦了四次聯合國文件翻譯座談會，從最初13個省市的教育局和21所大專院校參加會議，發展到全國22個省市自治區的48所大專院校踴躍參與。許多新老翻譯工作者濟濟一堂，各抒所見，交流經驗，這在當時可以說是難得的盛會。
在此期間，他們還開辟了一個探討聯合國文獻資料翻譯的理論和技巧園地——《翻譯通訊》。這個刊物初期為油印簡報，以后在全國范圍內公開發行（1983年轉給中國譯協，作為會刊后更名為《中國翻譯》。）總之，在這段時間，通過全國高校的共同努力，每年都圓滿完成1000萬以上中文文字的翻譯任務，而且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保證了譯文質量的不斷提高，這一點正如時任外交部長的黃華同志所言，“聯合國文獻資料的翻譯，在我國已逐漸成為一個具有獨特專業性的翻譯領域”，在聯合國獲得好評。
出使聯合國
據史料記載，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三次翻譯高潮：第一次為東漢至唐宋年間的佛經翻譯，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第三次是“五四”運動的西學翻譯。而中國的第四次翻譯高潮是在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后，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中國的對外大門迅速敞開，使中國大地迎來了蓬勃發展的新局面。這一次翻譯的高潮，無論是規模、范圍，或是在質量水平和對中國社會發展的貢獻上，都是前三次翻譯高潮無法比擬的。
隨著“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承擔的文件翻譯和印制數量逐年增加，編譯能力已滿足不了任務要求。1979年，經鄧小平同志親自批準，從全國抽調外語干部，建立一支專門的翻譯隊伍。“文革”期間蹲過“牛棚”、呆過“干校”的近90名外語干部從全國各地匯集京城，經考試正式調入這個光榮的集體。
1979年9月25日，國務院正式批準將“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擴建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簡稱“中譯公司”）。
由“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擴建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說明了聯合國資料翻譯的任務艱巨，并且完成得十分出色；同時也說明了我國在聯合國的地位越來越重要，中國在聯合國越來越有話語權。在這種情況下，“北京對外翻譯出版處”已經無法承載日益繁重的翻譯工作，所以擴建為“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這是時代的需要，翻譯事業的需要，是聯合國的需要。
根據聯合國總部的要求，中國開始向聯合國派遣譯校人員了；而這一光榮又艱巨的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到了當時雖然成立不久，卻在中國已是享有盛名的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的身上。他們的海外兵團開始了征程，派遣譯校、編輯人員去曼谷亞太經社會、巴黎教科文組織、日內瓦辦事處、維也納辦事處、羅馬糧農組織、華盛頓貨幣基金組織、紐約總部等聯合國機構擔任短期或長期工作。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2007年底，中譯公司共派出人員七百余人次，公司半數以上的譯校人員均有過在聯合國翻譯部門從事翻譯、審校或編輯工作的經歷。這增加了他們對聯合國的感性認識，并提供了與聯合國翻譯界同仁切磋業務和進行交往的寶貴機會。
為國家掙外匯的翻譯家
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位于美麗的羅納河畔，包括阿里安納公園在內，總面積為25萬平方米。聯合國辦公用的“萬國宮”設有二百多個聯合國所屬專門機構和其他國際組織，每天幾乎同時有八十多個國際會議在此舉行。每個會議廳都設有同聲傳譯席，不同語言的代表，只要戴上耳機，即可選擇自己所要聽的語言。
中譯公司首次派往日內瓦辦事處工作的是3名翻譯，他們都是經過考試合格后被錄用的。這3人的年薪是8萬美金，當時合24萬人民幣，相當于中譯公司全體人員工資的總額；不僅如此，前往聯合國工作的人員還能夠給國家創收大量外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譯公司是國家創匯大戶之一。
提及在聯合國工作人員的工資，就必須要講到聯合國的一些規定。聯合國不與任何國家的機構簽雇用合同，只與雇用的工作人員本人簽合同，所以工資每個月都打入個人賬戶。
中譯公司派出的員工按照國家規定只拿部分工資，大部分都上繳公司。這樣，中譯公司在聯合國工作的人員，隔幾個月就要往國內匯一次美元；開始這部分錢是歸外交部統一管理，但中譯公司不是國家撥款單位，他們要自籌資金，自己養活自己，在領導班子的努力爭取下，后來這些美元直接匯給中譯公司，由公司統一支配。
這三位到日內瓦工作的翻譯，每隔一兩個月，就往公司寄錢。公司外派的翻譯越多，賺的錢就越多。經過十幾年的資金積累，中譯公司不但蓋起了宿舍樓，還購買了車輛，這一切都是靠外匯收入積累（用中譯人的話是資本積累）的資金完成的。
如今回想起來，這是一種境界，一種精神。自從派出第一批譯員到聯合國工作，已40年，他們以工作勤奮、為人誠實，創出了中譯公司的牌子；而且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本世紀向聯合國派出的所有翻譯，沒有一人違反外事紀律。
殉職在維也納
作為一名優秀翻譯大概有兩個標準，一是“術業有專攻”，二是善于學習總結。術業有專攻是指他的英文專業，一個優秀翻譯不是一定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精通生物醫藥，懂得詩詞歌賦，但他一定要在某個領域是知識淵博的。
在中譯公司老一代翻譯家中，曾寄萍是個學識淵博，治學嚴謹的英語專家。他以知識面廣而著稱，但他更以善于學習和總結經驗并運用于翻譯工作，令中譯公司的同事們欽佩。
曾寄萍任《信使》中文版副主編時與主編沈國芬在巴黎出席編輯會議，曾寄萍在審校英文翻譯成中文的稿件時，每當發現新的譯法、準確的詞匯都要記錄下來；中譯公司的人都知道，曾寄萍先生案頭的那本《新英漢字典》里，寫滿了字典中沒有解釋的詞和沒有選用的詞。許多同事都在翻譯時借用他的字典，因為有些詞匯已經在曾寄萍那本字典里“記錄在案”了，既省力快捷又準確無誤。
許多人回憶起曾寄萍時都表現出敬意和欽佩，他的可貴之處不在于他自己每天在翻譯過程中尋找新的詞匯，而是他發現同事們誰翻譯出了新的詞匯，他就會興奮得像個孩子發現新玩具一樣，珍惜地收入自己的那本字典里。即使是對剛剛走進中譯公司不久的年輕翻譯，只要他認為翻譯用詞不錯，都要記錄在案，甚至直接與他們交流，鼓勵他們說“翻譯就是不要受字典的限制，要根據前后文、根據文章的邏輯大膽地譯”。前輩的鼓勵和指導，對于這些剛參加工作不久、對自己缺乏信心的年輕人來說，是巨大的鼓勵和鞭策，前輩的工作態度和嚴謹學風將伴隨后來人的終生。
中譯公司很多翻譯的詞匯，都被曾寄萍一條一條地編入了他的“字典”，如果他還有時間能將重新“修訂”的這本字典出版，會讓從事翻譯工作的人受益匪淺。只可惜，由于工作太投入，身體健康受到了影響，命運沒有讓他完成這項事業，他于57歲時，突然猝死在維也納街頭。
在中譯公司這樣的單位里，所有人都是文字工作者，他們一定是讓心靈沉浸在文字的美感中，息息相通。曾寄萍的突然離世，為大家所鐘愛的各種文字披上了一份悲壯。他的離去像一首凄美的絕唱，也像為一個詞定性的“后綴”——我們的工作意義深長，我們的真情感動著世界。
在聯合國四次奪標
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不是簡單意義上的一家翻譯公司，他們從“聯合國資料小組”時就承擔著為聯合國提供語言服務的任務，也就是說，他們承擔著祖國的榮耀，是一項嚴肅而崇高的事業。這項事業與中國的國家形象、民族精神和中國在世界的地位密切關聯。因此，從中譯公司的前身——聯合國資料小組開始，他們就是政府行為，國家的形象工程。但是，全球經濟在發展，社會在進步，世界在變化，聯合國也不會置身世外，理所當然地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
時間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聯合國開始對提供服務的單位和機構進行審計。當審計到外包業務時，有人提出，這么多年，中文翻譯只由中國的一家公司承擔，很明顯沒有引進競爭機制，不利于外包工作質量的提升。
當時在聯合國總部，其他語種，如法文、阿拉伯文都是包給個人的，競爭非常激烈。只有中國和前蘇聯是包給某個機構，屬于政府行為。但是，前蘇聯解體后，他們的翻譯公司也解體了，分成兩個公司，同時參與語言服務合同的競爭。聯合國總部的中文翻譯就包給中譯一家公司來做，在聯合國的有關部門看來，無論如何都不符合時代精神——競爭機制。
由于有了這個外部審計的框框，從1992年開始，中文語言服務就開始實施競標制。中譯公司愿意和大家一起競標，一來他們相信自己的實力，二來他們也想看看其他翻譯公司的水平，可謂知己知彼。他們雖然很自信，但卻異常重視此次招標，領導班子幾經討論后，決定派時任中譯公司副總經理的程福惠專門負責招投標。
招投標是有一定規矩的。程福惠在抵達聯合國總部之前，招標工作就已經開始了。她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積極準備投標書。聯合國總部前兩次招標還局限在國內范圍，中譯公司與其他公司相比，無論哪個方面都有很強的優勢，中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出國人員的增加，有一些參加過聯合國譯員培訓班的人，離開聯合國并且留在美國也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他們也爭先恐后地參與競標。第三次競標在網上發布消息后，有十幾家公司投標，其中有國內的，有留在美國的華人，也有其他國家的華僑，中文翻譯成為名副其實的在全球范圍招標。
聯合國總部的外包業務除了競標之外，還進行不定期抽查，并把信息反饋回來，評定標準有：很好、好、合格、不滿意，共四個等級。信息返回給中譯公司后，他們要進行自查，好的是誰譯的，差的是誰譯的，做到心中有數，提出改進的辦法。這種認真律己的態度，是保證質量的前提，也是多年來中譯公司在聯合國的信譽始終如一的法寶。
為實現“語言平等”作出貢獻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得知聯合國會議和出版司司長張獻女士回北京公辦，更了解到她曾是聯合國中文處處長，后來因為工作出色被提升為司長。
張獻女士無疑是中國人的驕傲，因為在她之前，聯合國除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的語文處處長都曾做過司長外，其他語種如中文、俄文、阿拉伯文竟然沒有一位當過司長！
在一個秋光明媚的下午，我如約來到了張獻女士暫居的公寓。張女士雖已年屆六旬，但依然神采奕奕。通過她繪聲繪色地描述，中國翻譯家們的形象在我腦海里更加清晰了。
“……國民黨在聯合國時期，中文也是其中的六種語言之一，但是他們并沒有把自己的語言放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居然都講英文，文件也不使用中文，中文在聯合國六種語言中是沒有地位的。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我們在語言平等上是堅決不讓步的。要想實現語言平等，首先就要把所有的文件翻譯出來，但是聯合國自從1945年成立到1971年的幾十年間，它的很多文件都沒有翻譯成中文。
當時除了聯合國大會的現場翻譯，就是積壓文件，為了盡快解決這些積壓文件，中國為此成立了‘聯合國資料小組’，我們的文件也就可以一批一批地往國內送。當時翻譯任務是很重的，壓力也很大，但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基本上將38屆的文件全部翻譯完了。這在幾十年間，無論是從數量的角度還是從政治意義上評價他們，翻譯家們的貢獻都是巨大的。我能夠得到司長這個位置與我們國家的翻譯水平和功績分不開的。”
告別了張獻女士，她講述的那些翻譯家們的形象在我心目中越來越不平凡。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大潮中，翻譯出版工作使中國在融入世界和讓世界走近中國的過程中，跨越了語言和文化的障礙，見證了中國發展強盛的全過程。一個對外開放、蓬勃發展的中國，需要有同樣蓬勃發展的翻譯事業的支持。
回首“聯合國資料小組”的40年之路，無疑是一段非凡而輝煌的里程，他們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縮影，一個不可復制的成功典范。
非凡的譯道，非凡的貢獻，非凡的里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