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北京

　　老北京，過去叫帝都氣派；新北京，現在叫人民首都。這兩個北京的重疊，蘊含著多少能量！如若論到文化，其源遠流長與厚重沉郁理所當然。如若說到文學，海納百川而氣象萬千，自然也可想而知。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醞釀之地，北京無疑是現代白話文學的活動中心。現代大部分的政治文化變動都從這里出發，文學當然也不能例外。說起文學，人們最熱衷于使用的一個概念卻是“京派文學”或“京味小說”——這是現代中國文學的豐厚遺產，這份遺產也幾乎壓得當今的北京文學喘不過氣來。這一指稱固然非常鮮明地把握住北京文學的地域特點，但卻無法把握住這個地域中豐富復雜的文學現象，反倒遮蔽了它的無限多樣性。在今天，當我們嘗試用“新京派”來描述當代時段的北京文學時，顯出了更大的難度。很顯然，只有放棄由幾個人構成的典雅散淡氣韻橫秋的“京派”想象，北京這個地界上的文學才更具開放性和包容性，更具面向未來的無限活力。

　　地理，顯然不只是一方水土或天文氣象，也不只是舊墻遺址或人文景觀，對于當代北京來說尤其如此；它的地理意義在于它不僅是政治文化匯集之處，也是當代中國社會劇烈變動的原創地。因此，作為社會變革的最為敏銳直接的反映，北京文學的文化地理特征由此顯現無遺。新中國成立后中國社會政治文化的變革，都在文學中表現出來。而當文學具備了自主行為能力時，北京這個地界上的文學以它獨有的招式預示著社會的動向、情感的期盼、思想的志趣、言語的更新——這或許是新北京文學的特質。

　　縱覽新中國成立后的歷史，風云際會，閱不盡60年滄桑，我們只能把目光鎖定在“文革”后這30多年的歷史。然而，當我們將目光定在歷史翻頁的這一舉動時，不得不往前游移。因為“文革”后北京文學翻開的新篇章是以朦朧詩為首，而朦朧詩則要前溯至上世紀70年代初的白洋淀時期，也就是朦朧詩的地下時期。多年過去了，當年北京那些少年寫下的詩句，鐫刻在歷史新紀元的石柱上。“文革”后，“傷痕文學”翻開了反思“文革”的歷史大幕，北京涌現的一批作家，站到現實前列，充當思想解放運動的馬前卒。固然，“傷痕文學”命名權由敏銳的海上文壇奪得頭標，但劉心武“傷痕文學之父”的稱謂，確認了北京文學在新時期所做的卓越貢獻。隨著張潔、從維煕、鄧友梅、汪曾祺、林斤瀾、陳建功幾位的登臺，給新時期文學以強勁的活力。新時期的文學主帥——王蒙的出場，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活動變人形》，使文學的歷史反思有了深遠沉著的底蘊。

　　上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風起云涌，變革從歷史深處涌動。《北京文學》因為有了李陀這個闖將，呼風喚雨，聚集起一批躍躍欲試的現代派前鋒，王蒙、李陀之后緊接著是張辛欣、劉索拉、徐星，這是中國最早進行現代派實驗的作家群。意識流、荒誕派之類的牙牙學語，在那個時代無異于先鋒派的怒吼。現代中國的老京派，深居于胡同四合院墻之內，何嘗有此等氣派！接著就是“尋根”，那是李陀、鐘阿城、劉恒、鄭萬隆呼應著偏居華夏各個地界的作家所做的一次影響深遠的探索，至今還是文學史上長盛不衰的話題。

　　80年代中后期，中國文壇橫空出世一批先鋒派，為漢語小說的藝術品性挑戰現代主義高地沖鋒陷陣。看看他們的陣容：馬原、洪峰、余華、蘇童、格非、孫甘露、北村、潘軍、呂新……他們南北相雜，但不能忽略的一點是，他們早年大多都在京城八里莊魯迅文學院那個荒涼小院里讀書寫作，得益于那一方水土，才能出道，劍走偏鋒。蘇童當年在北師大求學，鐵獅子墳地上到處留下他的足跡；余華自從在八里莊就冷眼旁觀“世事如煙”，看透“現實一種”，他就在北京城里安居樂業，近30年還不能成就一個新北京人嗎？格非現在穩居京城，滿頭華發，儼然有清華園里文學導師模樣。同樣還有曹文軒，雖為江蘇鹽城人氏，與格非的故鄉一衣帶水，如北大清華一墻之隔，曹文軒在北大校園已有30多年，頤養坦蕩之氣，標舉唯美風格，成就兒童文學的大家氣象。他們都與京派脫不了干系。

　　要論接上北京文學地氣的，那就非史鐵生莫屬。他搖著輪椅穿過地壇，給北京地界留下清晰的精神印記；張承志高亢激越，他的《心靈史》是中國文壇不能承受之重，但在北京地界上有一條屬于他的路徑。

　　如今文學探索風氣已經戛然而止，但只有京城還有流風余韻，雄心不死。寧肯、李洱、邱華棟、王剛、蔣一談以及更年輕的石康、曉航、馮唐、徐則臣，他們中有幾位生長于北京，更多則來自天南地北。北京這一方水土能養育旺盛的創作激情，特別是能穿行于新北京的生活現場，展現當今時代跌宕奔涌生生不息的社會景觀。今天，新北京的變化，喜悅、快感和痛楚，被他們撕成棱角分明的語言碎片。

　　要說老北京遺韻，可以數出劉慶邦、王梓夫、凸凹，他們年齡參差不齊，但韻味有一脈相承之處，那是一種京郊情調，承繼著浩然、劉紹棠的鄉土北京敘事，參考汪曾祺、林斤瀾的京韻老調，又賦予時代的新品質。葉廣芩的情況特殊，身為北京人后移居西安，但北京作家群從來把她當作看家人，因為失去葉廣芩，今日京派韻味就少了那種老湯原汁了（讀讀《豆汁記》就可理解這一點）。

　　若論新北京神氣，就要推劉恒、鄒靜之、王朔、王小波，可惜，前二位成了影視巨擘，不過影視劇本也不妨歸入文學，他們的作品還屬于文學成就。劉恒的《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既是開風氣之作，也是京味小說不可多得的精品。王小波英年早逝，要不他會成為“新京派”的一員主將，而留下的作品，已經可以撐起“新京派”的一方天地。本來最早涉足影視的王朔，對于當代文學轉型影響最為有效，如此的叛臣逆子，卻是“新京派”最無爭議的人選，這實在是讓人匪夷所思卻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實。他對當代新北京城市生活的表現，對北京年輕人個性和心理的表達，給當今北京口頭語添油加醋，如此多的生動趣味，令人刮目相看。另外，他對上世紀90年代以后的文學生存方式、作家生存狀態以及作家的姿態和價值標向，做了如此多的改變。盡管我們可以不接受他，甚至拒絕他，但是我們在內心是要承認他的。這就是新北京可能的“新京派”，何其雍容，何等神氣！

　　京城文壇，巾幗英雄輩出，雖無海上名媛那么嬌艷嫵媚，但她們英姿勃發，堅守文壇，沉著寫作，內心卻有無比真情，依靠的是文學本身說話。林白以她獨異的敘述語言，就敢打一場“一個人的戰爭”；陳染“無處告別”，也安于“站在無人的風口”；畢淑敏開出的“紅處方”讓多少讀者霍然痊愈！徐小斌像“羽蛇”一樣在神奇的想象界里飛翔，或者重溫“德齡公主”舊夢；徐坤在某個夏天彈響“八月狂想曲”，在奧運場館之間繞梁三月；徐虹即便是在“青春晚期”，依舊在北京街頭徜徉……京城里的女作家，其實還要算上虹影和嚴歌芩，她們兩位雖然曾久居海外，但如今都在京城安家。這兩位作家的國際知名度頗高，是國內文壇不得不接受的事實。嚴歌芩現在已經成為國內影壇炙手可熱的編劇，沒有人會懷疑，她是中國最優秀的女作家，堪與王安憶比肩。如果以此觀點，那就還要算上鐵凝，她從燕趙慷慨悲歌之地來到京城且居廟堂之高，文學本色卻多有京城底蘊，讀讀《永遠有多遠》就知道她與北京關系有多深。

　　新北京城里，還有一大群詩人，很不詩意地棲居在京城不同的院落樓群里，但在90年代文學轉向之后，這一批詩人卻是中國詩歌的守望者。朦朧詩那代人如今只偶爾寫詩，第三代詩人儼然成為當今中國詩壇的中堅。歐陽江河在90年代初就已經意識到“我們是一群語詞的亡靈”，但是他沒有放棄責任，穿過“傍晚的廣場”，還是寫下了《關于市場經濟的虛構筆記》，為這個時代留下靈動神奇的證詞。西川的《為海子而作》被詩評家張清華譽為“知音范本”。王家新聲明“注定要以一生的傾注”讀詩，并且“忍受風雪撲打”。臧棣一直在燕園紀事，并且采集來“新鮮的荊棘”，故而他的語詞柔韌有刺卻能穿過90年代的庸常瑣事。當然，還有姜濤、胡續冬、沈浩波……這些更年輕的詩人，他們的詩意可謂流宕著新北京的高調。

　　京城里藏龍臥虎，中國文壇幾位扛鼎之人在北京城里住下30年有余，說說他們的名字：莫言、閻連科、劉震云，齊魯大地，中原氣象，都在北京融會貫通，北京的文學地理何嘗不是中國文壇的半壁江山！

　　值得提到的或許還有北京城里各個高校、研究機構和媒體中活躍的文學批評家，如果文學活動離不開文學批評的話，那么祖國各地的文學創作都離不開京城里的批評家。就這30年來，北京地界上的批評家是中國文學創新探索最熱烈的鼓吹者，也是文學理論批評話語轉型升級最有效的推動力。如果人們承認今天的文學批評更多學理含量，更多睿智鋒芒，更多風格情趣的話，那么京城里的批評家的工作不能抹煞，他們的能量不能低估。

　　也許我們更不應該遺漏年輕的70后、80后以及網絡作家群，這個群體是如此龐大，如此有活力。我們也只能列舉幾個代表人物，如張悅然、崔曼莉、安妮寶貝、郭敬明、笛安、唐家三少……他們都不是老北京，但看架勢已經扎根在北京了，他們其實在構筑一個極具活力的新北京文壇，甚至傳承另一個文脈。京城代有才人出，京派后浪推前浪！

　　如此一個30年的簡略線索，一群居住在北京城里的作家，他們順應著時代的變動，以筆為旗，每一個時刻都站到了現實前面，至少是站在了中國文學的前面，他們無法歸攏為一個“新京派”，不是他們在北京根扎得不深，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形成緊密的小圈子，表現出獨具的格調氣質，也不是因為沒有唯一的刊物陣地，或者沒有林徽因那樣的客廳，而是因為形成“派”的時代不再。北京的文學地理，那是開放包容并蓄，創新變革兼具，這就不是“派”能歸攏得了的事情，這是犖犖大者的北京文學氣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