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北京參加全國政協會議之前，趙本山對著家里的衣柜，端詳著鏡中的自己。“你說我這模樣，怎么才能變‘雅’一點兒呢？我是穿個西裝，還是圍個圍巾？翻來覆去地看，我覺著自己是死活‘雅’不起來了，干脆平時啥樣就啥樣去開會吧。”

　　趙本山在講述這段事時帶著他慣有的嘲諷與戲謔。這個出身于東北農村的男人看起來總是比自己的實際年齡老上十歲，也似乎總是那么沒正經、那么難登大雅之堂。你可以不把他的話當回事兒，但你卻難以忽視他的“話糙理不糙”以及隱藏于那滿嘴的俚語和俏皮話之中的敏銳與機智。

　　不管是“雅”是“俗”都離不開“真”

　　“我是個小品演員，坐在全國政協的會議室里，我要是笑，別人可能會覺得不嚴肅；我要是不笑，又讓人覺得‘裝’，那究竟該咋辦？我覺得保持一顆真心是最重要的。‘真’比任何一切都寶貴，你用一顆真心去演小品、去拍電視劇、去參加政協會議，就一定會得到尊重。今天有幸能當選全國政協委員，那么我就會盡量說真話，不說假話、套話、空話。”趙本山的開場白充滿了自信，也預示著他肯定不會道出一些不痛不癢的話。

　　今年宣布退出央視春晚舞臺的趙本山坦言，如果沒有春晚的舞臺，自己根本不可能獲得如今的名望。從1990年的《相親》到2011年的《同桌的你》，趙本山在每個春晚小品中塑造的幾乎都是一個土得掉渣的農民形象，也許這正是他的本色演出——樸實而又狡黠，看似蠢鈍，實則大智若愚。

　　“因為這些小品，以及《劉老根》《馬大帥》和《鄉村愛情》等電視劇，我跟‘俗’成了左手和右手，變得誰也離不開誰，‘雅’好像總是跟我沾不上邊，甚至很多時候我就是‘惡俗’的代名詞。”趙本山笑著說，“但我一點兒都不怕，因為我身后有八億農民，我跟他們‘俗’在了一塊兒。”

　　在很多“雅”藝術面臨生存困境、觀眾群日益萎縮的今天，趙本山和他的“俗”藝術卻發展得蒸蒸日上，“本山傳媒”及旗下的“本山影視”、“劉老根大舞臺”賺得盆滿缽滿。顯而易見，趙本山根本不在乎別人說自己俗不可耐，因為“俗”就是他最顯著的藝術標簽。

　　“藝術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并不是說‘俗藝術’就一定有市場，‘雅藝術’就一定沒市場。你的藝術有沒有市場、能不能掙錢，關鍵在于你如何創作它，在于你知不知道是為了誰來創作它。”趙本山說，“在很多時候，你的藝術被不被別人重視倒在其次，最關鍵的在于你自己要重視自己。我總是說，任何一種藝術都要與時俱進，即便你曾經在高高的殿堂上‘雅’了很久，但面對當下飛速發展的社會，你也一樣要發展、要與時俱進。”

　　趙本山直言自己很欣賞京劇這樣的高雅藝術，也十分敬仰梅葆玖、譚孝曾等與自己同在一個會場的京劇藝術家，他認為“俗藝術”和“雅藝術”并不是截然對立的，二者完全能夠共存。“‘俗藝術’活得好，并不代表它就會威脅‘雅藝術’的生存，真正健康的文藝界應該是百花齊放的，各種藝術都要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促進。”趙本山說，“有些‘雅藝術’的創作者總是在抱怨這個時代沒有‘雅’的生存空間，但其實他們應該認真思考一下，自己創作的藝術作品為啥沒人看？原因很簡單，還是因為沒有與時俱進。”

　　面對“低級趣味”、“導向不良”等針對自己作品的批評和質疑，趙本山提出了反駁：“我覺得藝術作品更重要的是傳遞一種‘正能量’，而不一定要承擔多么大的教育作用——你把教委的事都干了，弄不好就落個費力不討好。一個文藝作品能給人帶來快樂，其實是最可貴的，大家要知道，快樂該有多么重要啊！如今人們活得越來越好，卻覺得心里越來越憋屈。為啥憋屈？因為壓力大唄。那解決憋屈最好的辦法是啥？還不是快樂嘛！總而言之一句話，‘雅’也好、‘俗’也好，搞藝術也好、當官也好，離開了‘真’就離開了美，離開了‘真’就會滅亡。”

　　給農民看的節目要盡可能免費

　　“我是個地地道道的農民，幾十年的農村經歷，讓我成為一個純粹的民間藝人。農村的生活給予了我太多寶貴的養分，也讓我形成了如今的藝術風格。”第一次參加全國政協會議的趙本山，帶來的提案自然也與農村、農民息息相關：“我很關注‘美麗鄉村’的建設，提案的內容可以用‘三字經’來概括：讓農民穿得暖，吃得飽；有房住，有領導；能醫病，能養老；有權益，冤屈跑；有文娛，風氣好；山水美，污染少。”

　　趙本山坦言，根據自己的調查，雖然近年來新農村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吃穿、治病依然是農民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我的很多親屬現在還住在農村，對他們的生活我太了解了。有的貧困鄉村現在還存在缺衣少食的情況，有些地方農民的住房條件也不容樂觀。盡管農民們近兩年參加了新型合作醫療，但農村醫療條件比較差，很多農民依舊是‘小病拖、大病扛’。很多親戚朋友進城看病時都來找我，對于他們來說，二三十萬元的醫藥費還是太多了。”趙本山說，“此外，農民養老也是個大問題，‘養兒防老’的觀念根深蒂固，導致越窮越生、越生越窮，惡性循環。還有，農民的權益該如何保障？受了冤屈到哪兒去說理？要知道，大部分群體性事件發生，就是因為農民的權益得不到保障。”

　　作為藝術家，趙本山當然也會關注農民的文化生活。他發現，一些農民的文化生活比較貧乏，平時還是以看電視、打麻將為主。“我是從黑土地上走出來的文藝工作者，現在日子過得算是比較富裕了，但我知道自己的錢都是老百姓給的，現在是到了該做實事的時候了。這幾年，我們本山傳媒的文藝‘大篷車’演出團把二人轉送到了很多偏遠的山村，我希望能把自己的快樂傳遞給農民。我們送二人轉下鄉有一個原則，就是不給農民帶來任何麻煩，來了就演，演完就走。”趙本山說，“通過一系列的演出，我感覺農民們的確很缺乏文化的滋養，所以我在提案里建議電影、電視劇、電視欄目要多面向農民，城市文藝團體也應該多深入基層，給農民看的文藝節目更要盡可能地實行免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