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莫言編劇、任鳴導演的話劇《我們的荊軻》在國家大劇院上演。這部劇是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為紀念建院60周年上演的一部重頭戲。劇作上演之后引起了一些反響，有好評，也不乏尖銳批評。好評與批評的焦點多集中在這部戲對荊軻這一傳統經典俠士形象的塑造上。好評者認為，《我們的荊軻》塑造了一個真實的、深刻的荊軻；批評者則認為，這個荊軻顛覆了作為傳統俠士典型的荊軻形象。那么，在這部劇中荊軻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形象呢？
劇名的意思
要理解這部戲中的荊軻形象，還得從這部戲的名稱入手。單從劇作的名稱來看，我們也許會得出它是站在劇中人物、荊軻的友人立場上的一個說法或稱呼，帶有某種親切、認同的色彩，也許與“咱們的荊軻”意思相近。而劇中情節不僅確有這樣的意思，而且這個意思似乎成了劇情展開中的一個核心方面。比如劇作開始時的情景，是荊軻出去尋訪高人時，在一個小小的屠狗場里，高漸離、秦舞陽、狗屠幾個人在議論，議論的中心就是荊軻；其中秦舞陽略似一個“憤青”，他對荊軻出門尋訪高人的行為目的頗有微詞，甚至認為他是一個沒有什么真本事的假俠士。荊軻不是最早出場的，但他雖未出場卻已是這伙人談論的對象，這樣他就注定要成為劇中的中心人物。老俠士田光受燕太子丹的委托，把刺秦的重任交給荊軻，認為荊軻就是最堪當此重任的最好的俠士。這樣，一開場荊軻就在人們的議論中自然而然成了“我們的”——這伙俠士們的或這伙俠士中的——荊軻。
刺秦的動機
得到老俠士田光的高度評價、信任和重托，對于一名俠士來說當然是夢寐以求的，這也是《我們的荊軻》中所反復強調的俠士的理念。但接下來的問題卻是：“我為什么要去刺秦？”對俠士名聲的追求與對刺秦意義的反思在這里構成一種內在的矛盾，糾纏著荊軻，也糾纏著他身邊的人們。燕太子丹給了荊軻一切可能的待遇，豪宅、寶物，甚至把曾經給秦王梳過頭、又與自己同甘共苦從秦國逃回的寵姬燕姬也賜給他、侍候他，并聲稱她最善于治療男人的“失眠癥”。這些都只是為了換取他的刺秦。劇中所一再表現的是，如果刺秦只是作為他對于燕太子丹厚遇自己的一個回報，并不能從根本上真正回答這個問題。在這里不能不提及燕姬這個人物。
燕姬這個人物很獨特。她起初只是一個被賞賜給荊軻的“東西”，其功能不過是滿足荊軻作為一個男人的需要，但接著她卻成了一面鏡子，一個冷漠的觀察者、分析者、思考者。她分析了荊軻的愿望，對荊軻刺秦的每一個堂而皇之的目的意義進行消解，結論是他只是為了自己的名聲才去刺秦；更進一步，她甚至提出，為了獲得俠士更大的名聲，就要在刺秦時不殺死秦王——如果殺死了秦王，秦王就會成為歷史的主角，而他荊軻反而成了次要的配角，這就是說，成全了別人反而失落了自己。這樣的結論顯然有些荒謬，以致荊軻以她是秦王的間諜為名將她殺死。他的這個行為在這里又似乎是一個隱喻。如果按荊軻對燕姬所說的“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我們是同一個人”，那么，他殺死她，是否就是“殺掉”自己人格或內心的另一個“我”、另一個“小我”呢？也就是說，他殺死她，是否意味著他不愿承認自己身上的“小我”、或通過否定“小我”而保留“大我”呢？對于這種精神分析似的問題，人們大可以做出不同的回答。
哈姆雷特似的延宕
在《我們的荊軻》中，荊軻迥然不同于歷史文本中的形象，搖身一變，成了一個具有質疑意識的思想者、一個神經衰弱的敏感者，他思考自己行為的價值，剖析自己的內心世界，對于周邊的人和事十分關注和過敏，特別在乎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和評價，儼然一位兩千年前的哈姆雷特。二者的相似之處，就是猶疑、延宕、反思、敏感、對自我的極度關注。在劇中，荊軻似乎在不停地思考為何刺秦的問題，又似乎是在有意拖延刺秦的行程。比如，在出發刺秦前荊軻就有一大段哈姆雷特似的獨白，自問自答、自言自語，提出一種想法又否定一種想法，絞盡腦汁地試圖找到刺秦的意義價值。這個問題即便是荊軻出發上路了仍然是個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困擾人物行動的問題。而他對于“高人”的等待也一再推延著他的啟程。他最后是在燕太子丹的百般催促之下才啟程的，實屬無奈之舉。這種“延宕”與哈姆雷特十分相似，也體現了人物的某種困窘。
單從《我們的荊軻》這個劇作來說，荊軻刺秦屬于誤打誤撞、半推半就、身不由己最后無可奈何地踏上那條悲壯的不歸之路的。劇作要揭示的，也就是這種行為與動機的背反。他要走出這種困境，除了自我思考，再就是希望獲得高人指點。尋訪、等待高人，是荊軻在劇中開頭和結尾的兩個行為，但他終究沒有遇到真正的高人。盡管“高人”只是一個傳說，但他還是人們所向往的目標——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種理想人格，與現實人格比起來，顯得抽象、空洞而渺茫；因而荊軻始終沒有找到心目中的高人，甚至田光在這里也算不得什么高人，只不過是有著一身俗氣的老俠士而已。
按照編劇莫言的說法：“這部戲里，其實沒有一個壞人。這部戲里的人，其實都是生活在我們身邊的人，或者就是我們自己。我們對他人的批判，必須建立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上。我們呼喚高人，其實是希望我們自己內心的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