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三十年來的現代化實踐取得了令世界矚目的成就，中國在探索一條繁榮和發展的獨特道路的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人們欣喜地將其稱之為“中國經驗”。一些海外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還提出了“北京共識”的概念，表現出他們對中國經驗的極大興趣。毫無疑問，中國經驗將為人類文明添加上精彩輝煌的一筆。中國經驗也給當代長篇小說創作提供了最新鮮的、最獨特的養分，為作家的突破與創新搭建起一個寬廣的平臺。當代作家曾經有一段時間主要依賴向西方文學的學習和借鑒來尋求突破，往往是以他者的眼光來處理自己的生活經驗，因而缺乏自主性。這種狀況自新世紀以來得到了很大的改觀，作家們力圖從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敘事，作品中有很強的本土意識，包含著文學對中國社會和歷史的認知，具有較強的現實品格和人文情懷。

作家們力圖從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中找到自己的敘事，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們有一種熱情擁抱現實的沖動

　　格非的《春盡江南》讓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現實主義并不是一面純粹反映現實圖景的鏡子，現實主義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作家主體是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必然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把握。

　　中國現代文學具有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這一傳統在當代長篇小說創作中不是削弱了，而是有所發展。面對日新月異的生活，作家們有一種熱情擁抱現實的沖動。徐坤創作《八月狂想曲》的過程就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一個“遵命文學”的命題，在北京舉辦奧運前夕，有關部門希望作家能為北京奧運寫一部長篇小說。徐坤接受了這一挑戰。但她并沒有將此當成一個應景的宣傳任務，而是作為一次闡釋中國經驗的機會。她將北京舉辦奧運置于中國崛起的時代大背景下，“打造青春中國的理念，給青春中國以激情”，塑造了一批年輕的建設者，他們在為奧運建筑新的比賽場館，同時也是在建設中國的美好未來。事實上，中國變革中的現實正在挑戰中國當代文學，現實中不斷創造出來的中國經驗考驗著當代作家的認知能力和敘述能力。不少作家勇敢地接受了這一挑戰，他們以文學的方式對中國經驗作出了獨特的闡釋。曹征路的《問蒼茫》通過講述深圳某電子公司的勞資矛盾的故事，鮮明地批判了資本至上、資本崇拜的社會現象，小說不僅告誡人們資本主義美夢做不得，而且也提醒我們要關注那些在中國現實土壤上產生的新的因素，比如民間維權，比如勞動法，等等。小說寫到在生產出現困難的時候，老板陳太采取了撤資逃逸的惡劣做法，導致勞資矛盾白熱化，工人們涌上街頭堵塞了交通，最終是由政府出面解決矛盾，“這次真是政府出了大血，不但工資加班費照發，愿意回家的還出了車票”。也許有的讀者會對這樣的結局不滿，認為這是作家添加的一個光明尾巴。我并不認為這是光明尾巴。事實上，在中國社會發展的進程中，政府應該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本來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題中應有之義。曹征路的“問蒼茫”之問，其實就是要問出中國自己的特色、中國自己的經驗在哪里。格非的《春盡江南》讓我們對現實主義有了更為準確的認識。現實主義并不是一面純粹反映現實圖景的鏡子，現實主義是作家觀察世界的一種方式，因此作家主體是現實主義的靈魂。現實主義必然是作家對現實世界的認識和把握。格非在面對現實時有著清醒的主體意識，主人公譚端午可以說就是他的化身。他不過是寫了一個對現實越來越不適應的小知識分子身邊的生活，這樣一種生活描寫當然不會是全景式的或史詩性的。但他從這個人物狹窄的生活視鏡里看到了現實最致命的問題。他將這個最致命的問題歸結為“浮靡之美”。今天的社會顯得是多么的繁榮啊，就像是熱帶雨林，蒸騰著旺盛的氣息。追逐物質和享受成為人們唯一的目標，人們可以不擇手段地掙錢，也可以毫無羞恥地沉湎在聲色犬馬之中。問題在于這種“浮靡之美”已經深入到社會的骨髓，幾乎無處不在，無一幸免。格非的死亡意念由此而來，也許在他看來，現實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人們沉浸在“浮靡之美”之中。但譚端午清醒地知道，這只是死水微瀾的反應罷了。格非不正是把譚端午當成一個對抗者來塑造的嗎？但這是一種特別的對抗，他是以做一個失敗者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對抗。因為這是一個“惡性競爭搞得每個人都靈魂出竅的時代”，你只有成為一個失敗者，才能守住自己的靈魂，才不會同這個時代同流合污。譚端午是格非為我們精心打造的時代勇士。這個勇士顯然并不被現實所認可，他在現實中都無所適從，甚至都無法解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細小問題，但情節的發展卻是，譚端午的妻子家玉是一個成功者，但最終這個成功者卻需要失敗者譚端午來拯救。必須看到，譚端午敢于做一個失敗者，并非他要去踐行老莊思想。今天那些萎靡頹廢、不思進取的人都愿意從老莊那里找到口實。譚端午的內心是強大和豐富的，并不是他的內心裝著老莊，而是裝著另一個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現實。格非的文學理想大概也是在那個年代建構起來的。他至今對那個年代仍充滿著景仰和緬懷。那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年代，浪漫的精神自由飛翔，更是一個詩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