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響樂這一西方藝術形式從上個世紀傳入中國后，經過幾代藝術家的不懈努力，以其獨特的魅力、強烈的思想震撼力和藝術感染力，成為人民群眾喜愛的藝術品種。近日，李長春同志《博采眾長 推陳出新——促進我國交響音樂繁榮發展》的文章在本報刊發后，在音樂界引起強烈反響。為此，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音協名譽主席、著名作曲家吳祖強，他們就貫徹落實中央領導同志重要講話精神，發展中國交響樂事業等話題，發表了自己的真知灼見。——編者

  為培養青年學子，吳祖強出席“桃李芬芳”交響合唱音樂會

　　◎ 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音樂的傳統能夠大大加速交響音樂民族化的進程，而外國交響樂創作優良的傳統則十分有助于我們更好地掌握這一復雜的音樂表現形式。

　　◎ 學習、應用外國現代技法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音樂語言，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欣賞習慣和中國的現實。

　　記者：盡管交響樂發源于西方，但自上世紀初傳入我國以來，我國交響樂作品就以洋為中用、東西合璧的獨特音樂風格嶄露頭角，逐步跨入了世界交響樂殿堂。特別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和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交響樂在我國方興未艾、持續繁榮。您認為我國的交響音樂創作有哪些新趨勢？

　　吳祖強：雖然交響樂在我國發展歷史并不長，但是西方的作曲家們為我們積累了很多豐富的、可資借鑒的經驗，我們應該向外國交響音樂的過去和現在的大量有價值的作品學習。當然，音樂創作也存在繼承傳統的問題，在我國交響音樂的創作中，有著悠久歷史的民族音樂的傳統能夠大大加速交響音樂民族化的進程，而外國的交響音樂創作的優良的、進步的傳統則十分有助于我國的作曲家更快、更好地掌握這一復雜的音樂表現形式。但是，學習外國有成就的交響音樂文化決不是生硬或簡單地因襲和模仿，任何經驗都只能作為借鑒。我們的交響音樂創作應從企圖表現的內容出發，形成符合于內容要求的構思，然后找到適應于它們的音樂表現手法，才能獲得進步。在我們的交響音樂創作中既要強調民族化和適應今天的時代特點，又要大量借鑒和吸收外國先進經驗，是完全可以統一的矛盾的兩個方面。

　　記者：您在具體創作過程中又是如何將二者統一起來的呢？

　　吳祖強：我認為音樂的表現手段和性質的國家界限是最模糊的。這是一種大家都可以使用的方法和技巧，是另外一種語言。所以我強調“中西結合”，特別是當我面對俄羅斯豐富的音樂文化遺產，思考“五人團”是如何發展自己的民族特色這些問題時，發現他們的很多思路都是很有借鑒意義的，我從他們那里學到很多指導性的東西。“中西結合”是我國交響音樂發展道路的一個方面。音樂藝術總是在廣泛交流的條件下獲得進展的。人們常說“無中生有”，但我認為應該“有中生無”，即在前人成果的基礎上有所創新，而后又用我們的創作給后人以啟發，如此循環，不斷在“有”中創生出以前沒有的東西。一方面，我們要創造性地汲取西方的交響音樂創作經驗；另一方面，我們也要從我國自身的歷史文化傳統中吸取營養和發揮民族特色，將這兩方面結合起來才能走好我們自己的交響音樂之路。因此，我將中國的交響音樂創作發展之路概括為“結合今古、融匯東西”。我想今后仍將會繼續這條道路。我曾嘗試將我國傳統的民族樂器琵琶作為主奏樂器與西洋管弦樂隊結合，《草原小姐妹》正是在這種嘗試中結下的果實。此后，創作改編了阿炳的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和《聽松》。當時主要是想為國內的“洋樂隊”增加些具有較濃郁民族色彩和風格的曲目，也想為外國樂隊提供一點便于演奏的中國作品。

　　記者：您曾將著名的傳統樂曲《二泉映月》《聽松》改編為弦樂合奏曲，《江河水》改編為二胡與管弦樂隊合奏曲，《春江花月夜》改編為琵琶與管弦樂隊協奏曲，還通過以民族樂器和交響樂隊協奏或合奏的形式，把中國民族民間的音樂構思和交響音樂的手法結合起來，取得了較好的效果。能否談談您的創作觀念？

　　吳祖強：每次創作時，我既要探索新的構思，同時也要考慮如何繼承傳統。我認為音樂創作應該是“有中生無”，就是在原有基礎上再補充和創新，創造出一些別人沒有做過的事情。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就是從“有中生無”這個思路出發來寫的，它打開了我在音樂創作上的一條新的道路。那時沒有人拿琵琶去和管弦樂隊去結合，而且結合得還不錯。如果沒有這個作品，后面的路可能要走得慢一點。弦樂合奏《二泉映月》是我所有作品中演奏頻率最多的作品之一。這個作品創作的靈感來自美國一個作曲家，當時聽了他寫一個弦樂合奏作品后覺得挺有意思，于是我就在想能不能把《二泉映月》也改編成一個弦樂合奏作品。創作過程中我是用西方的復調手法去與原始的單旋律結合，并努力達到風格上的協調；在和聲安排、結構處理、聲部關系、高潮的起伏方面，這些都是我賦予不同于原曲的設計。作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作品，它之所以能使外國聽眾產生親切感，是因為借用了西方的合奏形式。對于中國聽眾來說，它又不再是一條單旋律，音響比原來更豐富了。這也是“有中生無”的思路，我覺得我大半輩子的音樂創作就是走的這個道路。

　　記者：多年來，您在培養作曲專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工作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很多學生如今已成為我國作曲界的中堅力量。對于當下和今后的作曲人才培養您有何思考？

　　吳祖強：我認為一個成功的作曲家，必須經過嚴格、規范的技術訓練，然后在熟知自己民族的音樂語匯后，學會融合、貫通，乃至再創作。現在很多年輕的音樂創作者都在努力追求作品出新，這的確很有必要，也是個好現象。但我想說，曲作者一定要注意“新”是有源和根的，這是年輕人很重要的功課。

　　在如何走民族音樂之路的認識上人們或多或少地存在偏差，也許有的人認為交響音樂作為舶來藝術發展十分成熟，交響樂團應該大量地演奏西方那些經典的作品，于是在發展上偏離了應該堅持方向，丟棄了民族風格；也有的人認為應該堅定地將創作視線和演奏內容放在民族音樂作品上，但在實踐過程中又出現了輕視標準，偏離規范的傾向，這些認識如果不加以及時調整，不但會導致中國的交響樂缺乏動人風格，缺少鮮明個性，而且也無法提升我國交響音樂的整體實力。

　　學習外國現代技法、應用外國現代技法要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能脫離中華民族的音樂語言，不能脫離人民群眾的欣賞習慣和中國的現實。對外國的現代技法不能生吞活剝、照抄照搬。所以，推動民族交響樂創作，首先要重視其民族性。音樂藝術只要反映時代精神，就會受到聽眾歡迎。交響樂民族化的過程也是藝術大眾化的過程，應該提倡百花齊放，在競爭、比較、互相學習中共存，共同提高。作曲要講究作品的可聽性，作曲家在思考選題時，要想到聽眾和音樂廳及不同場合中的效果，需要分析不同層次的觀眾，音樂院校要重視對學生這方面的教育。

　　肩負著創造我國社會主義音樂藝術任務的作曲家們，主動地從熾熱的生活中吸取各種營養以培育自己高尚的情操，豐富個人的感情園地，并在創作活動中能夠始終與人民同呼吸，這既是避免作品陷入蒼白、冷漠，不能引起聽者共鳴和激動的困境的保證，也是每個為社會主義音樂事業而努力的我國作曲家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