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個人還有一種病態，瘋狂地想象，特別是只有這么不多的幾篇素材時，要把它們黏合起來、豐富起來、立體化起來，對我來講非常開心。

　　我希望文學不死，希望文學越來越多地獲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眾。

　　從柏林回到北京，嚴歌苓的生活一下子忙碌起來了。在國外，她會經常到森林里走一走，很幸福，很享受；每天讀兩個小時書，一星期在家看兩三部電影。一回到國內，讀書和看電影的時間都沒了。“就晚上睡覺前讀一會兒書，很糟糕。”嚴歌苓說。盡管忙碌，她還是接受了記者的采訪。北京飯店咖啡廳內，記者見到了中國作協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嘉賓嚴歌苓。一杯香茗，伴著柔美的音樂，嚴歌苓娓娓地談起了她的創作。

　　厚積薄發不事雕琢

　　在嚴歌苓的電腦桌上，經常放著一本李商隱的詩集。電腦開機前的空閑里，嚴歌苓會翻開詩集讀上一段，雖然她和李商隱的語言風格有很大差別，但嚴歌苓覺得這可以使她進入一種很美的意境。“平常讀好的語言，包括英文，總是在給我營養。作家要不斷地被陶冶，學的語言越多越好，別人語言中總會有自己語言中沒有的養分，也可以從古文和現代文字中吸取大量養分。”

　　作為一位非常高產的作家，嚴歌苓說自己的創作就是厚積之后的瞬間爆發。“依靠谷歌、百度，現在人人都可以一分鐘變成學者，但這樣了解知識很害自己。想了解西方文化，就要讀原著，不一定是看小說，還可以看一些政論、哲學書籍等，然后去思考。這樣知識就在血液里生長，一旦有知識長進生命中，看問題，想故事，進而表述這個故事，和臨時抱佛腳的知識是完全不一樣的。創作要厚積薄發。”

　　嚴歌苓小說講述的故事大都發生在中國，但她卻有著國際視野。“在更廣闊的坐標上去看，哪怕是一個小村莊的故事，可能都會不一樣。”在小說《金陵十三釵》中，她講述了一個救贖的故事。“風塵女子在拯救女孩子的同時，還在救贖自己。一種柔弱生命對一種更柔弱生命的保護，一種被世俗認為低賤的生命通過這樣一種保護變得寶貴。”改編成電影后，原著的基本精神依然沒有改變。“這種精神是普世的。”嚴歌苓說，現在國際上非常重視中國的文化現象，《金陵十三釵》一下子就賣了20多個國家的版權。

　　創作時是支燃燒的蠟燭

　　作家出版社最近推出了嚴歌苓的新作《陸犯焉識》，書中有很多是關于嚴歌苓爺爺的。“陸焉識的前半生就是我爺爺的影子。我從小就對爺爺很著迷，他是我們家的驕傲。那么年輕出國留學，16歲上大學，會多種語言，博聞強記，25歲讀完博士，40歲自殺。這個人對我來講太精英了。這樣的精英好像是活不下來的。但后來我發現他可能跟我一樣有狂躁癥、憂郁癥，因為燃燒得特別快，不能睡覺，創造力極高，很多時候都在寫作、都在工作、都在思考，然后高到浪峰的時候嘩一下就跌下來了。因為到浪峰的時候基本是一個蠟燭有很多捻子在燃燒，很多夜睡不著覺。睡不著覺，腦子里就發生化學轉換，產生很黑暗的東西，感覺就完了，開始厭世……”

　　為了寫好這本以爺爺為原型的書，嚴歌苓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找出了爺爺在美國讀書時的碩士論文、博士論文，還看了當代人的傳記。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嚴歌苓也非常愛讀。“特別厚的兩本。下冊講辛亥革命后的歷史，特別好。看了這些東西以后我知道爺爺當時應該是個什么樣的人。”

　　不過在嚴歌苓的記憶中，爺爺的故事依然支離破碎，少之又少。因此她寫小說，必須要靠大量的想象力去添枝加葉。“我這個人還有一種病態，瘋狂地想象，特別是只有這么不多的幾篇素材時，要把它們黏合起來、豐富起來、立體化起來，對我來講非常開心。如果講的太具體了，我就覺得被綁住了，不知道該怎么取舍。”

　　當記者問及從寫作《一個女人的史詩》《第九個寡婦》《小姨多鶴》這樣以女性為主角的小說轉到以爺爺這樣的男性為原型來創作，是否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跨越或轉折時，嚴歌苓卻說她并不這么認為。“我寫過男性的小說。在以女性為主的小說里，我是踩在男主人公的鞋子里來寫男性，用他們的心理轉過來寫女人。這是一個普通技巧，一個作家，別說他是男的還是女的，都應該有這樣一種技巧與功力。還有，懂得人性，就應該懂得女性，也應該懂得男性。”嚴歌苓說。

　　不能把發現自己當成第一主題

　　寫歷史是嚴歌苓小說一個共同的特點，而對于現實生活，她似乎無暇顧及。“我做不到把當今的個人生活、把發現自己當成寫作的第一主題。我的腦子已經被太多重大的、還沒搞清楚的歷史上的追問所占據，我還在一直追問，在不依不饒。我寫出來的東西，西方人必然要經過一道語言的翻譯，再經過一道文化背景的翻譯，還要經過當時特定歷史環境的翻譯，有好幾層，難怪人家翻譯不好。”

　　不過，嚴歌苓覺得中國當代年輕的作家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在她看來，現在的作家像韓寒、郭敬明，已經不再有他們那一代人的負擔。年輕作家關注個人的生命、個人的成長、個人的苦悶，個人就是一個宇宙，這個宇宙是全世界都會共同關注、都會懂得的宇宙。“他們寫作的優勢在于對個人的探索與發現。這個主題是全世界的同齡人都在做、作家都會有的共同命題。年輕的作家不去講‘文革’、三年自然災害，外國人不懂那個時期生活形成的特定術語。現在青年作家考慮的問題如就業、購房、環保等正和西方青年作家逐漸靠攏，相似的環境下產生了類似的文學命題，這也造成他們情感表達的接近，文學不與世界接軌也得接軌。所以我覺得他們是非常幸運的一代人。”

　　文學不應高高在上

　　嚴歌苓天生對故事敏感，喜歡聽故事，尤其是民間的故事。“我是非常好的聽眾，很少插嘴。”在這些故事中，嚴歌苓發現了很多她想象不到的東西：“生活中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和細節，編造不出來，也想象不出來。所以有時我會搜集這些東西。《第九個寡婦》是我聽到的故事，《小姨多鶴》也是我聽到的故事，都是朋友給我講的。”

　　但嚴歌苓并不苛責聽故事或看故事的人。“現在人們大概只能集中注意力一兩分鐘，小說很容易失去讀者。所以故事怎么寫、怎樣進行、怎樣開端，需要一定技巧，不能說讀者素質太差根本看不進我的書，這種傲慢對今天的讀者是行不通的。要運用最好的文字寫故事，把自己的見解和超越故事的信息傳達給讀者。”

　　嚴歌苓喜歡郎朗與馬友友的音樂。在她看來，這兩位音樂家的演奏都融入了通俗的元素，將大眾喜愛的內容與豐厚的情感加進了音樂這種古老的藝術，這也啟發了嚴歌苓。“文學同樣是一種古典的藝術形式。要讓更多的人來欣賞，就要給讀者提供最好的表達方式、最好的故事，否則文學將走向死亡。有很多好的民間故事，作家不能把這些全撇開，還要去當喬伊斯、博爾赫斯，認為小說就應該高高在上。雖然那也是一種追求，但我希望文學不死，希望文學越來越多地獲得它生命的土壤，就是大眾。通過學院和中學的教育，不要讓文學越走越窄，我希望文學能保住現在的陣地，這已經很難了。”

　　生活在比較文學中

　　嚴歌苓說，別人是讀比較文學，自己則每天都在比較文學中生活。中國的北京、臺灣和德國、美國以及非洲的一些國家，嚴歌苓在很多地方居住過，這種經歷使她情不自禁地就會去比較自己和別人的不同，也更加深刻地認識了中國的文字。“表達很含蓄，表面一個意思，實際上還有另一個意思。我怎樣才能讓別人明白我這個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在嚴歌苓看來，中國語言的含蓄曲折是一種優長，但同時也成為一種悲劇：“我們的文字非常美，但很難翻譯。比較起英文，有時候就覺得，中文翻譯起來讓人很憷頭。文字是我們復雜民族心理的符號。像美國人，你就覺得他們特別簡單。但我們已經是一個很古老、很豐富的民族，所有的表達，所有層層疊疊的東西都是很復雜的，所以中文作品很難翻譯。現在中國很多東西翻譯出去，會失去很多色彩，只能是達意，根本不能傳神。假如有條件，我的英文比較成熟了，應該把自己的表達變成英文的表達，因為有時候中文實在是太例外了。”

　　但嚴歌苓對中國文學的翻譯并沒有喪失信心，因為文學翻譯的培養是一個長久的事情，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一個例證使我相信翻譯可以達到極高的水平，不僅翻譯語言，還可以翻譯文化，這就是去世了的英文翻譯家大衛·霍克斯，這個人窮盡了一生翻譯文學。他翻譯的《紅樓夢》完全是傳神的，能夠把中文版的《紅樓夢》變成英文版的對稱體，語言翻譯過去，文學、哲學等方方面面的蘊涵都翻譯過去。這是我見到的《紅樓夢》譯本中唯一一個成功的例子。”

　　問及將來的創作，嚴歌苓說她還有很多東西在資料調查、積累當中。似乎是出于保密，她只是簡單地向記者透漏，將來準備寫一部戰爭題材的作品。“要讀很多資料，比如新四軍作戰日志，厚厚的三本，全部要讀完。做研究就是這樣，看一百頁，基本都是廢話，但讀第一百零一頁時，可能就會有那么一行正好是需要的，很有意思。這種研究要花很多年的功夫。”

　　雖然工作很忙，事業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嚴歌苓說自己仍是一個比較傳統的女人：“相夫教子，家庭還是很重要的。每天要做晚飯，星期天要陪孩子一整天。爸爸去世前我在北京長時間陪他，現在覺得應該多陪陪女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