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有蘭亭雅集，今有京華佳會。在第九次全國文代會、第八次全國作代會召開之際，來自全國的文學藝術界代表歡聚一堂，共商文藝發展大計，可謂群賢畢至。代表來京時見到本報記者，都紛紛表示，此次盛會可以見到老朋友，結識新朋友，感到十分興奮，他們不僅在文學藝術上相與為知音，更常在工作中共享雅趣。欣逢盛會，以文會舊友，以丹青寫良朋，就是他們彼此交流的方式。本報因此特別推出“代表眼中的代表”，為他們，為本次盛會，記錄下這溫暖的時刻。 ——編者 

感受茅威濤

□ 張抗抗（第八次全國作代會代表）

　　茅威濤印象

　　很多年來，凡是遇上浙江小百花越劇團來京演出，我總要設法去觀賞。一是因為越劇之優美，可讓人寄情懷鄉，更多的，是為了去看茅威濤。

　　我曾看過茅威濤主演的《西廂記》《孔乙己》《陸游與唐婉》。每次，在臺下，默默地欣賞茅威濤，或遠或近。每次見茅威濤，她都會變成另一個男人，一個為我所艷羨，也可能厭煩、憐憫的男人。大幕拉開之前，也許并不一定喜歡她扮演的那個劇中人，但每當大幕落下時，便欣然接受她塑造的那個人物，這是被她的演技感染和征服了。劇中人在劇本中的生命本是靜止的，是表演藝術家以自己的聲音將其喚醒，在自己的形體中使其復活，在惟妙惟肖的表演中讓“他”在“我”的主體中顯形。那么究竟是劇中人的幽靈附著于表演者身上，還是表演者將自己的靈魂交付于劇中人了呢？

　　一個優秀的表演藝術家，也許當是后者。

　　很多年來，就這樣靜靜期待著茅威濤的每一次盛裝出場，期待著她“化身”的每一個新角色。無論是飄逸俊朗、風流倜儻的書生，耿直感傷、憤世嫉俗的失意文人，蒙昧愚鈍、淳樸生動的小人物……百人千面，栩栩如生。茅威濤搖身而成張生，是一個瀟灑落拓、纏綿悱惻的情種。茅威濤演陸游，重在表現陸游的“憂思”和“無奈”，報國無門與母命難違的復雜境遇與錯失愛侶的大悲大慟，渾然交融一體，令人悲愴悵然。茅威濤塑孔乙己，是新舊交替時代混沌愚昧卻又自私狡猾、可憐可悲的個體活生生的再現。茅威濤為演孔乙己，不惜剃去滿頭青絲，“光頭”亮相以達到人物的真實感和藝術的嚴肅性，即此一項，可知她對外形塑造的嚴格，對藝術“純度”的要求之苛刻。

　　我還在電視中見過茅威濤的專場演出，她所有的優秀保留節目，一場一折，都是最精華最精彩的片段，聽得耳朵都酥了，看得眼睛都滿了。那一晚的越劇饗宴，從茅威濤飛揚而又憂郁的眼神中閃過兩個字：哀傷；從茅威濤爽朗寬厚、帶有磁性而更具魅力的唱腔中，傳來兩個字：磊落；從茅威濤每一個華麗轉身的灑脫甩袖中，留下兩個字：大氣。

　　那是一種經年累月的藝術修煉，終至爐火純青的境地。

　　那晚的電視專場結束后，還有電視主持人對她的采訪，那是我惟一一次見到她卸裝后的“真人”形象，她的魂靈重新回到自己的軀體中，端莊沉著，落落大方。我聽到她用很好聽的南方普通話闡釋自己的藝術理念，絲毫沒有刻意表現表演藝術家的“明星氣派”，而是還原為一個善于思考的現代知識女性。

　　源遠流長的越劇“女小生”這一奇異的表演藝術特色，因茅威濤等諸位優秀的藝術家而得以傳承。也許，在女性塑造的那些剛柔相濟、富于同情與哀憫、重情重義的男性角色身上，在那些身體線條流暢、音質淳厚動人、動作舒展灑脫的男裝女人身上，寄予了觀眾更為豐富的男性想象。“女小生”也許是一個曾經被誤導的女性理想——女人可以成為男人、女人應該像男人那樣。但事實上，在越劇藝術的發展過程中，男性卻被逐漸地改造了，那些由女性塑造的男性舞臺形象，在陽剛勇猛的傳統印象之外，被賦予了更多體貼與柔情。

　　由于茅威濤的存在，也許使得更多的人不會輕易放棄觀賞越劇。盡管“小百花”的演員整體都是如此優秀，但一個好演員的誕生，確實能夠救活一個劇種。近年來茅威濤一直親自擔任著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團長，從劇目的選擇、改良到音樂、唱腔、表演和舞美的重新設計，她都已經承擔起了超越于一個演員的責任。

　　就那樣遠遠地欣賞茅威濤。就像讀一本好書，而無須結識書的作者那樣，我至今沒有在舞臺之外見過茅威濤。我寧愿在心里保留著一點關于她的神秘與牽念。僅僅是傾聽她回腸蕩氣的聲音、感受她目光流盼中的深情訴說、回味她無言的背影，已足夠。

　　觀新編越劇《藏書之家》

　　舞臺的大幕拉開時，我們首先看到了深藏于高墻中的天一閣一角。虛擬的庭院與天井籠罩在濃重而悠遠的書卷氣中。當憂怨而哀傷的越劇樂曲緩緩飄起，人們預感到這里將會發生一些同書有關的故事。幾百年前，這座書樓就已悄然隱藏于江南的蒙蒙煙雨之中。天一閣的浩瀚藏書收藏了幾千年漢語書業的興盛，卻也掩藏了藏書人家的全部艱辛與孤獨。

　　幽暗的燈光下，隱隱看到了那面頂天立地的墻，守護并承載著天一閣四百余年歲月的藏書樓。我們通過書墻來感知書樓的存在，封閉的書墻阻隔了世間的歡娛常情，也設定了一個往心靈縱深發展的舞臺表演空間。然后我們看到了一個人，那個固執頑韌的守書人，天一閣閣主范容，從泛黃殘破的書頁中昂然走來。書墻虛化為明朝末年的慘淡背景，縱然山河破碎、田產皆盡，對范容而言，卻有那位異端思想家李贄所著的《藏書》陪伴。若是有一日能將李贄被禁的《焚書》，與《藏書》雙書合璧歸于天一閣，范容的世界就仍是完整的。他以文人的夢想筑就了一座堅實的書墻，得以守望自己孤傲的精神城堡。因此，在最后一刻，我們看見了書——被月光或是燭光照亮的千冊萬卷厚重典籍，使整座天一閣通體透明，在黑暗中發出異樣的光采。范容的身影融入墻內，化作了其中一冊薄薄的小書。

　　“我本天地書一卷”，這是劇中范容的唱詞。范容成全了李贄的傳世之作，而《藏書》《焚書》又成全了范容的人生。世俗的人生升華為精神之旅，束之高閣多年的這本書，終有一日被后人細細翻閱，一頁一頁化成這一幕一幕的立體舞臺劇。

　　此前尚未曾有過這樣一臺戲，為我們一扇一扇地推開塵封的古舊木門，讓百年寂寥的民間私家書樓在舞臺上破壁而現。以小說斐聲文壇的編劇王旭烽把舞臺變成了一座“動感書屋”。守書人的書緣已了，情緣卻斷，書香余墨散復聚，人去樓空書猶在。當收書、守書的行為過程變成藏書人非功利的一種自覺，傳承延續的是千年的歷史文脈，深層的民族精神內涵也因此得以彰顯。

　　浙江小百花越劇團茅威濤戲劇工作室經過近十年來一次次劇目創新，反復錘煉三年之久的《藏書之家》又一次成功地詮釋了一個厚重的文化命題。這是一次商業時代的藝術冒險，是對傳統越劇模式的又一次勇敢突圍。看似守望，實為前行。若說范容守書是“抱殘守缺”，那么浙江小百花越劇團所做的卻是“拋殘補缺”——拋甩傳統越劇中那些受眾群正在逐漸萎縮的觀賞性，彌補以往才子佳人戲所缺乏的思想性，對于現代觀眾而言，這或許能喚起的心靈的共鳴。這是一種以出擊達成的文化守望，試圖尋找越劇這百年劇種可持續發展的路徑。

　　百年越劇以悲情動人，《藏書之家》的劇情依然悲切感人；百年越劇以優美著稱，《藏書之家》的音樂唱腔設計依然優雅凄婉；《藏書之家》的舞美設計落在一個“藏”字、一個“書”字上，書樓的中華文化意味雋永而大氣。劇情設置了“曬書”、“抄書”幾場特有的眾人戲，伴唱合唱烘托出歡樂明快、矢志不移的書樓氛圍。

　　然而，藏書之重，守書之難，注定了《藏書之家》不可飄逸、不能灑脫。小百花越劇團的領軍人物茅威濤這一回又大大“變臉”——她在戲中飾演主人公范容，把女子越劇以往風流倜儻的“女小生”改造成了一個負有文化責任感的志士，一個憂心如焚、憂心忡忡、憂國憂民，陷落于“藏書”與“情感”復雜心理矛盾沖突中，無奈而又寂寞的末世文人。茅威濤的表演素以流暢、細膩、豐富著稱，在《藏》劇中“三跪求書”的經典唱段和表演更是絲絲入扣、回腸蕩氣，具有外柔內剛的文人氣質，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

　　茅威濤作為一個功成名就的優秀表演藝術家，本可以因循守舊，按越劇的固定程式輕車熟路地繼續扮演那些俊朗秀美的“女小生”，但她卻偏偏放棄了許多前輩藝術家通常采取的那種穩妥的“投保”方式，將自己的藝術才華無償“投資”于越劇的創新。這種探索是以藝術生命作為抵押的。當帷幕徐徐落下，我依然聽見她醇厚的聲音在劇場上空經久不去，“我本天地書一卷”——那個瞬間，真不知是她蕩逸的長衫變成了一本奇書，還是世上的好書都被她的寬袖輕輕吸納了。

　　劇場外的俗世間，優秀文化正在流失并被商業吞噬，這個小小的舞臺上，卻頌揚著寂寞守志、藏書承志的美德。饑藏書、寒藏書、孤藏書、憂藏書、喜藏書、樂藏書……恍惚間，發現場內場外竟然具有如此鮮明的反差。我作為一個寫書人，亦心生慚愧。一部《藏書之家》恰恰印證了小百花越劇團演創人員為人類文明傳承付出的汗水。走出劇院或正在走進劇院的年輕觀眾會覺得，這一張戲票，多少是有些重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