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要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文物是人類文明的物化成果，是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生動見證。文物保護，對于繼承和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對于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峽文物保護被稱為是一場世紀大搶救，峽江兩岸的文明以另一種形式得以傳承。隨著三峽工程建設階段順利結束，三峽文物保護也進入了“后三峽”時期。

　　“這一次重走三峽，心情與20年前那次完全不同，中國也與當年不可同日而語。看到當年考察過的文物古跡都因地制宜得到了妥善的保護，而且更具社會教育功能，我們很欣慰，也對后三峽時期的文物保護更有信心。”當年的老團員、臺灣財團法人沈春池文教基金會董事姚浙生對記者說。

　　20年前的1993年3月26日至4月7日，海協會、臺灣海基會、國家文物局、沈春池文教基金會組織兩岸文物考古專家，組成“長江三峽文化遺產保護考察團”，從重慶至宜昌，對三峽工程即將涉及的沿線各地的文化遺產進行考察。這也成為兩岸文物界隔絕40年后雙方首次共同參與的文物考察。

　　20年后，為紀念這一在兩岸文博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2012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部分1993年考察團的老團員和兩岸中青年文博工作者一行70余人，乘船從宜昌出發，沿長江至重慶，經過秭歸、巴東、巫山、奉節、云陽、忠縣等地，分別考察了鳳凰山古建筑群、巴東獅子包文物復建區、白帝城、張飛廟、石寶寨、白鶴梁等三峽工程文物保護的重點項目。

　　“我們一路考察的這些項目，其實就是20年前大家考察時一路最為關心和傷腦筋的文物遺址，也是整個三峽工程文物大搶救工作中大家爭議最多、投入最多的幾個點，代表了文物保護的不同理念，至今仍有著很強的示范作用。”當年的老團員、這次活動的主辦方中國文物交流中心的主任王軍說。

　　完成四大文物保護工程并非易事

　　“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濤聲似舊時。”這是南宋詩人陸游路過秭歸時留下的憑吊詩。秭歸的屈原祠可以說是風雨峽江的滄桑見證——它始建于唐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宋元豐三年改建為“清烈公祠”，后經數次維修而存續至今。先因葛洲壩水利工程興建，1976年7月遷建于秭歸縣城東郊的向家坪，更名屈原祠，再因三峽工程再次搬遷，成為復建的鳳凰山古建筑群的主體部分。

　　我們參觀的第一站便是鳳凰山古建筑群。

　　作為屈原故里和王昭君故里的秭歸縣，是中國文人心有千千結的地方，然而秭歸是當年三峽工程被淹的縣城中首當其沖的一座。湖北省文物局局長沈海寧說，三峽湖北庫區地面文物保護的最大工程便是將原位于秭歸新灘淹沒區的明清古民居集中遷建于新縣城鳳凰山上，如今新灘明清民居24處地面建筑已完成復建。包括了青灘水府廟、江瀆廟、紫光閣24處古民居、歸州古城門、屈原故里牌坊、屈子橋等，這也是三峽庫區最大的地面文物復建工程。2007年，國務院將其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如今的屈原祠比過去大了3倍不止，郭沫若題寫的“屈原祠”三個字依然蒼勁。鳳凰山古建筑群的對面便是雄偉的三峽大壩，是看高峽出平湖的最佳位置。只是“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的景致恐怕是再也體會不到了。三峽大壩建成后，受淹沒影響的地區包括22個縣、市、區，秭歸、巴東、巫山、奉節、云陽、萬州、忠縣、豐都這些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歷史文化名城，大多遷走建了新城，水面淹沒和移民遷建區范圍內存在著大量珍貴的歷史文化古跡，自然成為搶救的重點。一些重要的民居大多選擇了類似鳳凰山古建筑群這樣的集中展示方式。

　　與屈原祠一同被稱為三峽工程中“四大國寶工程”的還有云陽的張飛廟、忠縣的石寶寨和涪陵的白鶴梁。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主任王魯茂也是當年的老團員，他告訴記者，“張飛廟原來在云陽的老縣城，異地重建是大家一致通過的，但選址的時候爭論非常大，光是選址爭論起碼是三年以上，當時重慶市所有的領導都到了云陽。云陽希望就移到新縣城這邊來，建成一個公園，向市民開放。但張飛廟的核心價值在于依托高山面對大江，和縣城隔江相望，因此找到同樣的山勢非常重要，后來的遷建方案，還是修建在新縣城的對面了，門還是朝向城東方向，并且遷完以后還是像舊的張飛廟一樣。”

　　“這次看到張飛廟的‘江上清風’那幾個字，我以為它還坐落在原來的地方，可是一問才知道已經南移了３０多華里。”臺灣地質學家楊昭南認為，以張飛廟為代表的異地復建文物，不僅使原有古建的結構與形態得以保存，而且在甄選新址時充分考慮到了與原址相似的環境，這體現了大陸文保工作者的專業與用心。

　　有“長江明珠”之稱的石寶寨是我國現存體積最大、層數最多的穿斗式木結構建筑。始建于明萬歷年間，經康熙、乾隆年間修建完善。而大壩建成后，石寶寨周圍將形成一個120多畝的水面湖泊。為了搶救這一極具價值的文物，專家們提出了“就地保護，護坡仰墻”的方案，即沿玉印山周圍修筑一圈護坡，保護山體。同時在護坡上修建1米高的仰墻，把整個山寨圈圍起來。此次重走，我們看到一道50米高的水泥擋墻組成的貼坡圍堤將１２層高的石寶寨轉在中央，再通過一座長達四百米的浮橋，才能進入巨型圍堤。“很多人嘲笑如今的石寶寨遠看像一個巨大的盆景，但你真正來到它的腳下，爬到它的頂端，看到的依然是萬里風煙接素秋的風景，這座宏偉的建筑依然在原址保護著，有一天，技術先進了，想出更好的辦法了，這個圍堤也許是可以去掉的。”王魯茂說。

　　白鶴梁的枯水題刻，有“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之美譽，同時它又是彌足珍貴的石刻藝術品，有文人騷客題寫的詩文２萬余字，人稱“水下碑林”，這道長約１６００米、寬約１５米的天然石梁，每到枯水期才會浮出水面。它的上面刻有自唐代廣德元年至２０世紀初共１２００年間７２個年份的枯水情況，逢到枯水時，古人就在枯水線刻上魚形圖案，當地人因而俗稱白鶴梁為“石魚”。“我們當年很幸運，十年才一現的石魚，難得地重見了天日。現在想來，那也許是它最后一次以這種方式和世人晤面了。當時白鶴梁如何保護尚未有定論，今天已經建成了難得一見的水下遺址博物館，聽說國家的總投資近1.7億，是整個三峽文物保護中最大的一筆，令人驚嘆。”臺灣南華大學視媒系教授江美英說。

　　國家文物局原副局長、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理事長張柏也全程參與了當年的考察，后來又見證了三峽的文物保護，他感慨萬端地說，“三峽工程于１９９４年正式動工興建，２００９年全部完工，國家文物保護方面共投入資金１９億元，７０００余名考古工作者在沿線各地共發掘出土文物２４萬件，基本完成了對白鶴梁、石寶寨、屈原祠等１０８７處不可移動文物的搶救與保護。以這些文物古跡為載體，長江沿岸悠悠千年的文脈得以傳承，如今它們還都在，還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融入當代的生活，這是最令人欣慰的。”

　　文物保護的“后三峽”時期任重道遠

　　正如在生命的最后十年為三峽文物殫精竭慮的已故考古學家俞偉超先生所言，在三峽這一片區域內，交錯著石器時代、巴人文化、秦文化、中原文化數千年來奔流沖撞的脈絡，是中華古文化一個重要的分布地區，對于中國乃至世界文明史都有不可估量的意義。因此除了關注地面的不可移動文物，地下文物的搶救一直也是重中之重。

　　從1993年開始，全國10個省市的考古工作者在三峽壩區進行了近萬平方米的發掘。在三峽工程壩址——中堡島遺址上，考古工作者共清理墓葬、灰坑、窯藏、房基等200多座，搶救出中堡島歷史上最后一批寶貴的考古資料。1994年，為了徹底了解掌握三峽庫區文物的狀況，國家文物局組織全國30多家文物考古、古建筑、人類等學科的500多名科研人員組成了三峽文物保護規劃小組，對三峽地區文物開展了大規模的復查、調查和試掘工作。

　　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與考古司司長關強坦言，三峽文物搶救工作是我國第一次對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的文物古跡進行系統考古勘探的文物工程，集全國之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通過對井水灣、冉家路口、高家鎮、煙墩堡等60余處舊石器中晚期遺址的發掘，建立了十萬年以來舊石器時代文化的年代框架。通過對巴東楠木園遺址、秭歸柳林溪遺址、朝天嘴遺址、中堡島遺址、奉節老官廟遺址、豐都玉溪遺址、玉溪坪遺址、忠縣哨棚嘴遺址、中壩遺址等遺址的發掘，建立了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文化譜系。通過對巫山雙堰塘、云陽李家壩、開縣余家壩、涪陵小田溪等多處遺址和墓地進行發掘，巴人和與巴文化有關的疑團得到了解決。

　　截止到2009年，三峽庫區共出土文物24萬余件套，6萬余件套屬于較珍貴文物。2000年12月28日，中國三峽博物館在重慶破土動工，它的任務是將三峽文物搶救與保護的成果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烏楊闕發現于2001年，因發現于忠縣烏楊鎮而得名，它是中國現存時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漢闕，如今“搬家”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大廳。劉豫川，也是當年的老團員，擔任過重慶三峽博物館的副館長，他說，“三峽博物館從三峽庫區里面調撥了3000多件文物，主要用來辦兩個展覽，一個是壯麗三峽，一個是遠古巴渝。壯麗三峽我們講清楚了三峽地區的人類怎么從204萬年前走到今天。遠古巴渝使巴文化變成了看得見摸得著聽得到的實體。

　　2010年10月26日，三峽水庫壩前水位達到設計的海拔175米，標志著三峽工程建設階段順利結束，也表明三峽工程建設階段的文物搶救與保護工作基本結束。三峽文物保護與三峽建設工程、三峽移民工程一道，走過了“前三峽”時期，進入了“后三峽”時期。

　　關強認為“后三峽”時期首先要做好消落區文物保護工作。消落區是指水庫季節性水位漲落使庫區被淹沒土地周期性露出于水面的區域。三峽工程四期蓄水后，冬季蓄水發電水位為175米，夏季防洪水位降至145米，其間30米水位落差暴露出的區域就是消落區。據統計，三峽庫區消落區面積達400多平方公里，分布在湖北、重慶庫區各區縣。經初步核實，消落區內可能出露的地下文物點埋藏面積292.67平方米。

　　另一位老團員臺灣博物館學研究專家陳國寧則十分關心出土文物保護成果的轉化工作，“聽說目前庫區已經出土數十萬件文物，還不包括有待整理、修復的文物標本，大量出土文物的整理、修復、入藏、研究、展示是一個更大的工程。尤其是出土文物的保護和展示，應盡量和曾經的民俗記憶相結合，淹沒區大量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當時可能沒有辦法進行調查和保存，現在應趕緊進行相關的搶救。”

　　中國三峽博物館的名譽館長王川平最關心的是三峽博物館群的規劃，“三峽工程所搶救出的文物很多都放在各個縣里，將這些文物豐富一下就是一座座博物館，三峽博物館群的概念應運而生。已建成的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和正在籌建的三峽移民紀念館、長江三峽工程紀念館是第一個梯隊。第二梯隊由三峽地面文物保護所構建的空間組成，如白鶴梁、石寶寨、張飛廟、大昌古鎮、屈原祠、云陽三峽文物園、湖北鳳凰山古建群等。第三層面由三峽庫區22個區、縣、市已建和新建的博物館組成，它們是展示、研究、收藏三峽出土文物和當地特色文化的主體，約25座。未來的三峽博物館群將會有40多座博物館，這才是后三峽時期最令人振奮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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