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電視節目創作，電視劇和電視欄目是兩個主要組成部分。在人們的印象里，電視劇的文化功能盡管也有所變化，但始終是很明確的藝術作品，其外部形態也一直沒發生太大的變化。但電視欄目似乎并非如此，很多流行于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電視欄目已經在屏幕上消失多年，甚至就連電視欄目本身的形態、功能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這些變化對當前我國的電視文化生態產生了哪些影響？記者就此采訪了著名媒體研究專家、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現代傳播》主編胡智鋒。

    記者：以現在火爆的征婚交友類節目為例，上世紀80年代的同類節目確實在給男女青年牽線搭橋，承擔著一定的社會功能。而今天的《非誠勿擾》卻沒有承擔這樣的功能，制作者、嘉賓、參與者所追求的更多是煽情的對白、火爆的場面。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

    胡智鋒：這種情況確實體現了電視欄目這二三十年來從實用功能向娛樂功能的轉換趨勢。當前的電視欄目正處于一個娛樂化的整體潮流之中，即使是那些實用類的節目也不可能完全離開娛樂元素，這類元素的加入可以讓它受到更多的關注。至于現在的婚戀交友欄目，盡管是娛樂節目，但它也在滿足人們的實際需要，在給青年男女牽線搭橋方面還是有一定的群眾基礎的，沒有做到這一點，它就和一般的娛樂節目沒有區別了。要看到，這個時代確實出現了所謂剩男剩女的社會問題。對于他們，即使不能通過電視節目找到另一半，沒有通過這樣的節目解決現實的困境，但至少能通過這樣的欄目產生情感上的共鳴。這是這類節目生存并受到關注的社會基礎。至于對它的社會功能的要求，我們要看到，它并非是現實中的婚介所，婚介所是專業的、實用的，是牽線搭橋的社會職能真正的承擔者。但是，有的人未必接受婚介所的形式，而在今天的婚介類電視欄目中，人們可以獲得更多的信息，還能夠獲得展示自我的機會，所以它是兩種功能的結合，它能夠出現是合乎社會需要的。

    如果從媒體發展的角度來看《非誠勿擾》的出現，我們會發現，電視媒體要發展，就要不斷創新，不斷去探尋適合中國特色的節目，而電視節目要找到創新的空間，就需要找到社會的實際需要。比如《非誠勿擾》，如果我們去了解一下其受眾就會發現，這個節目大齡青年在關注，他們的父母也在關注，甚至全國范圍的適齡者也在關注，就連很多不在這個年齡段的過來人也關注，很少有電視欄目有這么大的關注面，我覺得它對社會需要的滿足是它受關注的最根本原因。以往電視節目的創新更多是形式的創新，或者是由制作者自身的喜好產生的創新動力，而這檔節目首先把準社會需要，把社會需要轉換為媒介資源。從電視內容生產的角度來看，這改變了近年來電視媒體在新媒體沖擊下的萎靡狀態，尤其是《超級女聲》后電視節目找不到自身增長點的狀態。更重要的是，它提示我們，新媒體的出現，給傳統的電視媒體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和挑戰，在這種情況下，電視節目就必須找到新的形式，來和實際的社會需要對接。

    當然，因為這些節目上得太快，也讓我們感覺到了一些問題，就是有的節目尤其是現場直播的節目在把關上不嚴，為了追求收視率，出現了劍走偏鋒的情況，如嘉賓的一些關于婚姻觀、價值觀的言論，的確是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體現。這雖然不是媒體的觀點，但媒體在把關中不是很嚴，才讓屏幕上出現了和主流價值觀不符的庸俗傾向，甚至有的地方還有低俗之處。對此廣電總局很及時地采取了措施，整頓了這類節目。現在來看，這次整頓清理的效果比較好，沒有讓其中的負面因素造成更大的社會危害。但這還是應當引起媒體對于媒體責任、媒體倫理的警覺和反思。

    記者：上個世紀的很多電視文藝作品，如電視劇《渴望》《便衣警察》、電視欄目《動物世界》、電視片《話說長江》，在一定程度上還擔負了提升大眾文化品位的職能。而今天的電視節目，很難找到它們承擔社會職能的痕跡，商品的色彩似乎已經掩蓋了它們的公共職能，應如何看待電視節目這種角色的轉變？

    胡智鋒：中國的電視節目在上世紀80年代，其定位更多是傾向于宣傳品，后來變成了以創作為主導，這個時期我們在屏幕上看到的電視節目，就可以說是電視藝術作品。90年代后，為迎合市場需要，電視節目也由作品變成了電視文化產業的產品。由此可見，在面對觀眾時，電視節目的視點是不斷下移的。在宣傳品時代，它滿足的是政府的要求，意識形態的要求，去弘揚主流的價值觀；在作品時代，它滿足的是創作者個人的需要，就是通過一個電視節目，創作者拿出藝術積累去創作，去傳播；在產品時代，電視節目更多是考慮如何實現對市場、觀眾的滿足。從宣傳品、作品到產品，媒體內容的變化體現了時代總體變遷的趨勢。

    記者：媒體人常說的一句話是：觀眾是上帝。但是，現在觀眾選擇的余地并不太多，如果把打開電視看做在超市中購物，那么，可選的商品幾乎都是娛樂性的內容，但觀眾也在向往審美，向往更高層次的電視文化產品。應當如何看待這種情況？

    胡智鋒：現在電視正處于一個面向市場的時代，而在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電視文化生態確實出現了失衡的問題。觀眾其實是有著多樣需要的，不能單純給他們“蘿卜白菜”，還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品類。但高層次的文化產品確實比較少，這就是一種失衡。這需要從整個文化產業的大格局上改造。對于電視內容的生產者來說，光提供產品是不夠的，因為單純跟隨觀眾需求，永遠是跟不上的，這就需要他們用更高級的電視內容來發揮一定的引領、提高觀眾審美品位的職能。但從收視率上看，這類高質量的電視藝術作品的風險又比較大，需要投入的成本高。因為既然是藝術作品，它各方面都要精致，但這類高層次的節目的收視率卻又不能保障，所以電視內容生產者對于這種風險就在有意無意地規避。不是他們不知道作品的重要，不是他們不知道電視文化生態出了問題，而是電視領域激烈的競爭，讓他們不能冒太大的風險。但是如果媒體一味地從市場出發，就會影響到整個文化生態環境的發展。這其實是一個兩難的局面：一方面，在電視文化產業競爭激烈的今天，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人們生活壓力大，需要通過電視節目獲得精神上的釋放；另一方面，社會文化不能只是在低端做文章，也需要在高端進行引領，低端的、快餐式的文化產品只能是過眼煙云，不能提高社會的整體文化素養。

    說到底，電視文化生態的種種失衡狀態，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們的電視既是國家的宣傳部門，又是文化藝術的傳播部門，在市場經濟時代又帶有商業屬性。這樣多重屬性集于一身，為它的發展帶來了天生的難題。這樣一來，國家既要通過電視媒體來達到宣傳效果，電視媒體自身要做專業性、職業化的電視文化藝術作品，還要做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三品合一，壓在了電視從業者身上。這3種要求其實體現了3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很難完全融合，在實踐中往往就顧得了這頭顧不了那頭。

    記者：很多熱播的電視欄目，就是移植于國外的一些欄目。您如何看待當前我們電視欄目制作中對國外模式的借鑒？

    胡智鋒：從“超女”成功后，大家都學會了在形式探索上走捷徑，開始頻繁地把英美時尚的電視節目形式引進過來。應該說，這是我國電視媒體發展必須要走的一個階段，因為現在我們自身創新能力還不足，而國外電視節目發展得更加成熟，他們的成功經驗是在幾十年模式探索中形成的，就有可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借鑒的范本。今天全世界的電視節目創作，都不是純粹的關起門來完全靠自己，而是要有全球視野，沒有廣泛的學習，自身的成長會很慢。但我覺得，形式探索還是要為內容服務的，國外的形式，未必都適合中國，學習也不能停留在表面，還要結合本土實際。引進國外“真人秀”節目的最初幾年，大量集中于“生存挑戰”類節目，結果并不成功，這說明原封不動的克隆，并不符合我們的國情。后來“超女”就對國外的同類節目在移植借鑒中做了本土化改造，根據國情特色，不是把節目內容一味局限于歌手個人的發揮，引入了親友團等內容。另外，還必須要把握住一點，就是學習也罷，改造也罷，最終是為了有自己的創造。我們的目標不是簡單的移植，而是通過學習借鑒，創作出我們自己更優秀的節目。

    （胡智鋒為中國傳媒大學教授、《現代傳播》主編）

    （邱振剛為本報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