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塵》是魯迅第一篇公開發表的譯文，譯文末的“譯者附記”因而也就成了魯迅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書評。譯文發表于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月刊第5期，署名“庚辰”。如果以此為魯迅登上文壇的標志，那么魯迅的文學活動距今已經整整110周年了。

　　“庚辰”是魯迅青年時代用過的號。在神話傳說中，“庚辰”是禹手下的大神，曾幫助禹斫石疏波，決塞導厄，治理水患。有一個淮渦水神，叫“無支邪”，形如猿猴，力逾九象，白首長鬣，雪牙金爪，張目若電，為害百姓，結果被“庚辰”降伏。魯迅選編的《唐宋傳奇集》卷三，收錄了李公佐撰寫的《古嶽瀆經》，就記載了這個故事。魯迅不但以“庚辰”為號，而且以“庚辰”為筆名，反映出他青年時代為民造福的宏大抱負。

　　《哀塵》意為悲哀的塵世，原是法國作家雨果所著《隨見錄》中的一篇，題為《芳梯的來歷》。后來雨果將這件事加以鋪陳，寫進了他的巨著《悲慘世界》第五卷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

　　《哀塵》的梗概是：1841年1月9日晚，雨果（魯迅曾譯為“囂俄”）去參加席拉覃夫人的晚宴。席散后，雨果在街上等馬車。這時雪花如掌，繽紛亂飛。雨果目擊一個紈袴子弟無端用雪球襲擊一名叫芳梯的風塵女子取樂。女子反擊，卻被巡警拘押至警署，要判六個月拘押，罪名是“毆辱一紳士”。后來雨果挺身而出，親自作證，并在證言上簽名畫押，女子始獲保釋。

　　更重要的是魯迅在譯文后面的那則“譯者附記”。魯迅援引了雨果《海上勞工》一書的序言。雨果在該文中指出，宗教、社會和大自然，這是人類的三個敵人。而人類要生存，又離不開另外三件東西：人的精神要有依歸，所以有教堂寺院；人要有安身棲息之處，所以要有城市；人要有生活保障，所以需要耕地航海。而這三種東西對人類的損害尤其殘酷——宗教教義有時足以殺人，社會法律有時足以壓抑人，而在大自然面前人又經常感到無可奈何。魯迅接著評論道，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就是表現宗教與人的矛盾；《悲慘世界》就是表現人與社會、法律的矛盾，《海上勞工》就是表現人與大自然的矛盾。“譯者附記”還表達了對芳梯這類“賤女子”的深切同情，以及對“惡少年”一類衣冠禽獸的憎惡，把他們比喻為印度教神話中的“暴害世界之神”。魯迅認為，《哀塵》中揭露的這類社會罪惡罄竹難書。如果雨果活到今天，仍然會續寫他的《悲慘世界》。這篇“譯者附記”，反映出魯迅早期現實主義的文藝觀。

　　魯迅早在南京求學時期即喜愛雨果的著作。據周作人回憶：“還有雨果的小說集，自從《新小說》上講起囂俄（雨果的舊譯名），登載過他渴睡的相片以后，大家非常佩服他。魯迅在癸卯（1903年）回鄉間的時候，還托在東京的伍習之給他買新出版的《懷舊》寄來，那也是他的一種中篇小說，那時才譯成日本文的，這部英譯的小說選集系美國出版，大冊八厚本，每冊只賣美金一元，不算很貴，但在那時留學生每月共總只有學費日金三十三圓，要給出十六元來買這一部書，實在很不容易。有一回大概是得了一宗外快，給游歷官當通事，或者是《月界旅行》得了稿費也未可知，終于買了來了。”用相當于留學生月薪的一半來買雨果的著作，表現出魯迅對雨果作品的喜愛，1911年冬，魯迅作文言小說《懷舊》，僅這個篇名也可看到雨果對他的影響。

　　魯迅此后的作品中還多處提及雨果，非常欣賞他的“文才”。劉半農翻譯雨果的《〈克洛特格歐〉的后序》，擅自刪節多處，魯迅極為不滿，認為這是一種“狄克推多”（即獨裁）行為。不過，魯迅的閱讀興趣和翻譯取向有明顯變化。魯迅文學活動的早期，他關注過英、美、法、德已有定評的名家名作，但晚年明確表示：“偉大的文學是永久的，許多學者們這么說。對啦，也許是永久的罷。但我自己，卻與其看薄凱契阿（通譯為薄伽丘），雨果的書，寧可看契訶夫，高爾基的書，因為它更新，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他的翻譯取向也轉向弱小國家被壓迫民族的作家作品，從中尋求反抗和叫喊的呼聲，傳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聲，以激發國人對于強權者的憎惡和憤怒，打破舊中國萬馬齊喑的沉悶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