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清代書法，向來被“碑帖二學”所籠罩，這是由于當時強調學習范本的變換所致，但這只是表面。清初陳奕禧、何焯等學者已看到碑版的價值，又經阮元呼吁、包世臣力倡、康有為完善，遂使學碑者眾。卻因積習日久，終成流弊。書法史直接引用“碑學”、“帖學”的二元模式書寫歷史，就如清人解注經典，其中多抒己意，闡釋正確否？忠于原境幾分？后人讀書寫作終究逃不過設計好的思維套路。碑帖二元論這種寫法好似給人以較為清楚的框架，雖有其合理性，但將清代眾多書家生搬硬套進去的方法過于牽強，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書法的多樣性。為了擺脫這種潛在觀念的束縛，對清代書法史的重新審視是必然趨勢。

　　清代書法，繼承前代，又有新的探索注入，并延續成新傳統。學碑風氣興盛的原因與晚明大幅式作品的探索一脈相承。在書法傳承中，我們的觀念始終以“二王”為正統，因此清代眾多名家名作，也以此標榜。如翁方綱、王文治、成親王、劉墉等，都是在此下過功夫的書家。

　　而另一個重要分支，顏真卿的大字和行書，雖出自傳統，卻一改面目，獨樹一幟。清時顏體也是館閣體打基礎的重要一環，故學習者眾多，清代學顏真卿的名家有劉墉、錢灃、伊秉綬、何紹基、翁同龢等。同時各種甲骨、銅器、篆隸、北碑的相繼出土，也讓時人開闊了眼界，并帶來了新的藝術靈感。

　　大幅式作品的出現使傳統不得不尋覓一種新的詮釋方法。于是，顏字與碑版成為繼晚明行草后解決大幅作品觀看問題的有力新傳統，很大程度上成功地解決了一系列的技術問題。碑版的出現豐富了大幅式作品的取法資源和探索方式，使其在字體、技術、形式和視覺效果等多方面得到擴充，操作也更加簡便。

　　當然，在大幅式作品古文、篆隸、碑版、顏體興盛的清代，書壇上仍舊存在著傳統的樣式，它們始終是學習者心目中的正統，許多取法于碑的學者書家，都是從這一路學起。只是這時碑版呼聲太高，高過流傳千百年的“二王”正統。但是人們可能還會認為正統的地位不可動搖。讀書人為了做官，仍然選擇千篇一律幾乎沒有藝術性的館閣體。館閣體是傳統，但它是失于流弊的傳統，于是眾多書家對此十分鄙薄。

　　阮元的兩篇文論應時而出，為重新回歸大眾的書法圈子開辟了新的道路，在理論上豐富了對大幅式作品新的探索方式與創作思考，經過包世臣、康有為在理論上的不斷完善，法碑者越來越多，名家好手層出不窮。可以說這些書家們成功地找到了適合自身的路數，也給后人很多啟發。這種探索也是對傳統的一種繼承，只不過不是我們觀念中的嫡系。

　　阮元的觀點，畢竟片面，但當時他位高權重，影響力頗大，直到康有為提出異議。康有為認為：“書可分派，南北不可分派。阮文達之為論，蓋見南碑猶少，未能竟其源流，故妄以碑帖為界，強分南北也。”碑帖不分南北，北也有帖，南也有碑，而碑與帖只是形式問題，書法的關鍵環節是用毛筆書寫漢字。書寫、形式、風格的多樣性說明書法本身也具有多元化性質，所以碑帖二元論偏于狹隘。

　　后人將碑帖概念一分為二，并使他們對立起來。可是我們知道，小字系統和大字系統都是書法傳統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是人們只捕捉到他們矛盾的對立面，而忽視了他們的統一面，這也算是一種紕漏，何況書法的多樣性不止碑帖兩種。這種只有碑與帖的模式，用碑帖二元論觀照的清代書法史，并不是完善的、最接近原貌的書法史，反之，這種模式局限了后學者的思維。

　　清代書法史的書寫模式，存在一定的漏洞。在二元論模式下，許多書家處境尷尬，甚至不知道該屬何家，只能勉強分類。學者們雖然用了阮元的概念來返照，但畢竟不是回歸原境，作者和讀者依然擺脫不了這種思維模式。

　　清代書法史到底應該怎樣寫才能更接近原貌？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書學》中對清代書家的分類：

　　1.以晉唐行楷為主：A在“二王”范圍內求活動的，有董其昌、王鐸、姜宸英、張照、劉墉。B于“二王”以外另辟路徑的，有黃道周、倪元璐、沈增植。

　　2.以魏碑為主的：A寫方筆的，鄧石如、趙之謙、李瑞清，包世臣。B寫圓筆的：張裕釗、康有為。

　　3.篆書：鄧石如、吳大澂、楊沂孫、吳昌碩。

　　4.隸書：鄭簋、朱彝尊、桂馥、金農、伊秉綬、何紹基。

　　5.顏體：劉墉、錢灃、伊秉綬、何紹基、翁同龢。

　　從這里可以看出有些書家于碑帖兩種都有建樹，有些書家兼擅多種書體。擅長篆隸或顏體的書家與擅長魏碑的書家多有重疊。沙老的分法，將清代書法史的幾項特點論述得十分明了，他看到了一些碑帖二元論模式中沒有被抓到的矛盾與統一的關系。

　　書法史的重新構建，應該忠于原境，而不是著眼于某個方面。我們應該“致廣大，盡精微”，全面而不失細節地留心于各種異同，而不是單純地從歷史背景、社會文化、字體、形式、風格所顯現的表面的“比量”中尋找，應該抓住本質，找到“現量”，書法史上眾多看起來相似的現象不是一種簡單重復的輪回，它的發展中存在很多可能性，就如同我們用毛筆書寫點畫一樣，具有許多不確定的因素。在普遍中把握特殊，而特殊往往存在得平淡樸實，使人容易忽略。寫書法史應該抓住這些細微的因素，再者有良好的大局觀，才能做到“致廣大，盡精微”，為讀者呈現出相對忠實的清代書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