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戲曲劇種保護應深入二、三線城市
南寧市粵劇團演出《老鼠嫁女》
中國戲曲自誕生以來,有過風光無限、八面威風的時期,也有灰頭土臉、命運偃蹇的階段。從上個世紀戲曲改革開始,中國戲曲劇團一路的行程,更像游樂園的過山車,忽上忽下,被折騰得七葷八素。
新中國成立以后,戲曲進入一個發展的黃金期,改戲、改人、改制打破了中國數百年戲曲劇團的運行軌跡和模式,大紅大紫的明星泯為眾人,生活無著的龍套衣食無憂,戲曲創作也來了一次迸發,雖然說有些劇目未免帶有濃濃的政治痕跡和時代的烙印,但總的來說,戲曲界迎來了一次全國性的繁榮。然而,十年“文革”,萬馬齊喑,“樣板戲”統治舞臺,除了個別樣板團外,劇團解散,演員流失,命運急轉直下。改革開放以后,文藝復興,劇團重建,戲曲創作與演出又積聚起極高的人氣,舞臺的繁榮直逼戲曲的黃金時代。但是自從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的導入以及文化體制改革之后,雖然說各級政府對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投入都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院團的改制也改變了過去的出工不出力或者既不出工也不出力的人浮于事、慵懶散漫的局面,但毋庸諱言,劇團的改制也有亟待解決的問題。
劇團改制的“一刀切”使有些地方戲生存的種子幾乎都要失去了。以筆者最近調查的廣西粵劇為例,在廣西,通行粵方言的縣市有26個,大約占廣西1/3的面積,即南寧、橫縣、扶綏、貴港、桂平、平南、藤縣、梧州、玉林、北流、容縣、博白、陸川、興業、百色、防城、欽州、合浦、浦北、靈山、北海、蒼梧、岑溪、昭平、蒙山、賀州、鐘山,人口近2000萬。但是現在除了一個南寧粵劇團保留以外,筆者走過的北海、百色、貴港、桂平、平南、梧州等地已沒有一個粵劇團,有的演員被合并到文化館,有的劇團改名非遺中心或戲曲傳習所,但總的來說人員不整,無力創作,退休人員待遇低下,收入與吃低保的人員無異。
然而,民間文化的生命力不會因為劇團不復存在而逐漸減弱,相反,在民間,私伙局(民間業余班社)如火如荼,僅桂平一個縣級市,就有10多個私伙局常年堅持活動,不僅唱傳統曲子,而且也編新詞,宣傳稅法、禁毒、計劃生育,同時也會有一點收入維持班社的運轉。可是群眾的愛好只代表了普及,如果沒有提高,地方戲的生存狀況只會每況愈下。所以當地文化主管部門不能視而不見,要扶持,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恢復劇團。否則當我們每走一地,看不到當地有特點的藝術樣式,完全是歌舞當道、小品橫行,色彩非常單調。
其次,劇團的存廢似乎與劇種是否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為準繩。還是以廣西為例,粵劇貴為世界級非遺,但由于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時沒讓廣西加盟,因此,同為嶺南文化、同飲西江水的廣西粵方言區的粵劇就與粵、港、澳的粵劇冰火兩重天,南寧粵劇團之所以僥幸存活,那是因為該團是“兩下鍋”,一身兼二任,不僅唱粵劇,還會唱邕劇,而后者是國家級非遺保護項目,如若不然,廣西粵劇可能全軍覆沒。試想,當偌大的廣西粵方言區沒有專業劇團時,奢談民族民間文化保護無疑是畫餅充饑、對牛彈琴。所以講,非遺項目并非文化遺產保護的唯一標準,而應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保護政策。
第三,不要再把劇團視為社會發展的絆腳石或者是改革的對象。從60多年的發展來看,一有風吹草動,劇團首當其沖成改革對象,似乎劇團不改,文化就無法發展。其實,在全球化、工業化、城鎮化愈來愈猛的今天,戲曲從業者已少之又少,彌足珍貴。而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的傳承者,他們承擔著傳統文化薪火相傳的重任。如果一個個劇種在這幾十年消失殆盡,這一代的國人罪莫大焉。譬如在兩廣重要的粵劇城市梧州,這里是西江要沖、桂東重鎮,一部梧州粵劇史和廣東移民史、粵東商貿史關系甚大。可就是這樣一座城市,劇團凋零,人員星散,如果這種人口350萬的城市每人拿出一塊錢,就可以養活一個劇團,可是又有多少人從文化基因、文化傳承方面考慮過這樣的問題呢?
而近日文化部出臺的《地方戲曲劇種保護與扶持計劃實施方案》,為地方戲曲的發展帶來了福音。文化部要“確立40個左右全國地方戲創作演出重點院團;創作一批地方戲優秀作品;培養一批潛心地方戲曲藝術、德藝雙馨的專門人才;挖掘、整理一批珍貴的地方戲曲史料,使其成為地方戲曲劇目創作中心、地方戲曲劇種保護中心、地方戲曲藝術傳播普及中心和地方戲曲資料收集整理與研究中心,逐步建立地方戲曲藝術生態保護區”。這些設想及實際操作既考慮了創作,又考慮了傳承保護,還考慮了普及教育,可以說面面俱到。如果第一個5年計劃完成,戲曲生存狀態將大為改觀。筆者希望文化部的戰略規劃能深入到二、三線城市乃至縣級市,因為,省級劇團畢竟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條件相對好一些。而基層卻是戲曲最深厚的生存土壤,不少稀有劇種偏于一隅,如果溫暖送到遠鄉,扶持堅定有力,則中國戲曲幸甚,地方戲復興有望矣!
(編輯:單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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