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兒藝為孩子們表演《小豬快跑》 。資料圖片

孩子們正在欣賞演出。資料圖片

　　一種藝術，兩種命運

　　對于那些在5月19日頂著5級大風來到王府井觀看兒童音樂劇《岳云》的觀眾來說，這一天過得絕對值得。不僅孩子看得津津有味，就連家長也怦然心動。一位名叫“老漠兒”的微博網友說：“帶孩子去看了兒藝新劇《岳云》。我承認我有英雄情結，眼淚居然大顆地掉到胸前！這部新編音樂劇太優秀了，強烈推薦……”

　　在中國兒童藝術劇院院長周予援看來，這樣的效果并未超出預料，這部創演于1961年的經典劇目在經過重新打磨后更為精粹感人。而類似的場景在近年來的每個周末幾乎都會上演。“我們有兩座劇場，大劇場每周賣2500多張票，小劇場400多張票，每周3000張票都是靠一張一張的散票賣出去的，幾乎沒有包場演出。”周予援說，北京市場每年300多場的演出占到了中國兒藝全年演出場次的3/5。

　　但不是所有的兒童劇院都能像中國兒藝這樣幸運，畢竟這里是北京——全國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區之一。

　　在距離北京680公里的沈陽，成立于1960年的遼寧兒童藝術劇院正陷入演出銳減的窘境。剛剛退休的遼寧兒藝前院長宋國鋒說：“遼寧的兒童戲劇生存境況可以說是岌岌可危。”

　　他給記者列出一串數字：2008年以前，僅在沈陽市，遼寧兒藝每年至少為學生演出400余場，最多的年份要演到千場以上。而2009年遼寧兒藝在沈陽地區為孩子們的演出場次幾乎是零。2010年在沈陽地區的演出場次也僅有60場。2011年在省內演出僅22場，2012年28場。今年，直到“六一”兒童節，遼寧兒藝一場演出也沒有，從“六一”開始在沈陽、大連等地計劃演出20余場，均是自己組織的市場化商演。

　　是遼寧兒藝的作品不好、缺乏吸引力？——遼寧兒藝是我國成立最早、實力最強的專業院團之一，《人參娃娃》等大批劇目獲獎無數，深受小觀眾喜愛。

　　是票價太貴，孩子們看不起？——每場演出最高5元的票價對絕大多數家庭而言根本不構成壓力。

　　“導致這種境況的直接原因是從2008年起政府出臺政策，不允許再向學生收繳每學年包括觀摩一場電影、一臺戲劇費用（10元錢）在內的一次性收費，因此省市教委、學校也不再組織學生觀看兒童話劇。”宋國鋒說。

　　據了解，這項政策并不是從2008年才開始實行的。實際上，為了治理群眾反映強烈的教育亂收費問題，從2000年開始，教育部、發改委、財政部等部門，幾乎每年都會下發禁止學校亂收費的通知，并對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服務性收費和代收費的范圍做了嚴格規定。學校收取觀看電影和戲劇的費用屬于代收費。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小學老師對記者說：“代收費的前提是學生和家長自愿參加，人家有些是愿意的，可也有不愿意的，不好統一。而且，安全問題壓力很大，那么多孩子去劇院，一旦出點什么事，學校擔不起責任，現在學校連春游都很少組織，就別說去看戲了。”

　　對此，宋國鋒說：“毫無疑問，不向學生收費、減輕家長負擔，這絕對是正確的，然而就此斷了孩子們接受高雅藝術熏陶的路，也是有害的。”

　　市場化還是公益性

　　宋國鋒坦言，遼寧兒藝轉企改制比較晚，今年才剛剛完成，所以缺乏市場化運作的經驗，一下子把劇院徹底推向市場，斷了原有的依靠教育部門組織觀看的老路，短時間內難以適應。

　　但他同時強調：“不能把兒童戲劇看成是純粹的市場化的藝術，我認為兒童劇帶有公益屬性，承擔了藝術教育的功能。完全市場化是不符合兒童劇定位的。”

　　對于宋國鋒的觀點，周予援表示完全贊同。“和吃飯穿衣相比，兒童劇確實不是剛性需求，但它是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東西，從長遠看可能更重要。”

　　有一次中國兒藝在某省演出《特殊作業》，劇情非常簡單：老師要求孩子們回家做一次特殊的家庭作業——為父母洗一次腳。圍繞著這項作業，孩子和家長們的反應各不相同，有的孩子欣然接受，而家長很不愿意；有的孩子勉勉強強，而家長覺得不錯；有的孩子和家長都不接受……但是當最終孩子用自己的小手為父母洗腳的時候，他們的情感和心理似乎發生了奇妙的變化……“就是這么簡單的一場戲，臺上臺下哭成一片，親情、倫理、教育這些宏大的東西一下子變得觸手可及。你能說看這樣的戲對孩子的人生觀、價值觀沒有好處？”周予援不知不覺抬高了嗓門。

　　實際上，政府對于兒童戲劇的公益屬性也有所認知。特別是中央政府，曾出臺專項政策推動兒童戲劇走進西部中小學，中國兒藝就是受益者。2008年，財政部拿出一筆專項資金，每年給中國兒藝200萬元，用于中國兒藝經典劇目走進西部校園。依靠這筆資金，中國兒藝每年在青海、西藏、廣西、云南、新疆等西部地區演出100場左右兒童劇，目前12個西部省市自治區已全部走到了，演出總場次近600場。

　　“如果沒有財政部的這筆專項資金，單靠我們自己院團的力量，是絕不可能走進西部地區的。”周予援說。實際上，自2008年以來，中國兒藝幾乎就沒有接到過西部地區的商業性演出的邀請。而在東部特別是沿海地區每年的100多場商演占到了中國兒藝全年演出場次的1/5。

　　在走遍西部的5年里，周予援感受最深的除了孩子們觀劇時專注的表情，就是當地簡陋甚至寒酸的劇場。“我們去的基本都是山區、農村，縣城就算條件好的了，沒什么像樣的劇場，用得最多的就是禮堂，大部分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蓋的，根本不適合演出。”周予援說。由于當地的舞臺條件太差，中國兒藝每次去西部都要自帶燈光音響等設備，再加上布景、服裝，每次都要裝兩三車，路費就是一筆很大的開銷，好在由財政部埋單。

　　政府該不該“幫一把”

　　在東部經濟發達地區，情況就不同了。在政府和市場的“雙輪驅動”下，兒童劇演出呈現出購銷兩旺的態勢，也因此省級兒童藝術劇院的日子就比較好過。

　　浙江省文化廳和財政廳每年拿出300萬元資助本省的兒童劇團開展公益性演出，為未成年人免費送戲，該項目名為“雛鷹計劃萬里行”。隸屬于浙江話劇團有限公司的浙江兒藝是該計劃的主力演出商。總經理王文龍對記者說，浙江省財政廳給他們的補貼是每場6000元，每年在浙江省內演出三四百場，已實施了9年，共計3000多場。“我們去縣城劇院演，去農村學校演，許多孩子從來沒有看過專業藝術院團的表演，喜歡得不得了。”

　　王文龍說，在轉企改制之前，政府資助的演出在劇院全年的演出場次中占據了很大的比重，轉企以后，劇院加大了對市場化上演的創作和營銷力度，效果明顯，但演出主要集中于東部沿海，幾乎沒有去西部演出。今年“六一”期間，浙江兒藝有三支演出隊在深圳、武漢和蕭山演出《小豬快跑》、《匹諾曹》、《果果的綠野仙蹤》等經典劇目，演職人員直喊累。

　　上海市浦東新區有一筆“浦東宣傳文化發展基金”，每年通過補貼“優秀兒童劇目校園巡演”，一方面為專業藝術院團進校園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引導成立學生藝術團，提高中小學生的藝術創造力。

　　對于這些經濟發達地區的扶持舉措，宋國鋒表示羨慕，他說：“有的省有錢，有的沒錢，遼寧就沒錢，所以我們就得不到這樣的資助。”盡管已經退休，但宋國鋒仍然是遼寧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去年10月，他給省委省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議案，建議“教育主管部門應要求各學校有選擇地組織中小學生在校期間至少觀摩一部優秀兒童或青少年話劇”。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周予援在今年的兩會上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議“9年義務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生每人每學年觀看一部兒童劇和一部兒童電影”。他建議，在國家教育經費中設立專項資金，用于學校組織中小學生觀看兒童劇和兒童電影，形成專款專用的保障機制。他說，2011年全國教育經費實際支出2.3萬億，而且還在增長，從中劃出一小部分，作為補貼，是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的。

　　宋國鋒說：“兒童戲劇不是掙錢的藝術，經濟效益微乎其微，遼寧兒童劇演出的票價最高的不過5元錢。別說劇院盈利，常常連劇目的制作成本都收不回來，有時甚至交不起劇場的場租。政府扶持兒童戲劇藝術生存發展，這是一個正常現象。政府財政在納稅人上繳的稅款中拿出一點兒來為他們的子孫看戲埋單似乎也是天經地義之事。”他說，中國的第一個兒童藝術劇院創建在中國福利會，這就決定了它的公益性質。

　　不過，周予援的提案在送給教育部后，至今仍無反饋。而宋國鋒也在期盼著政府早日伸出援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