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守望者》

    王旭光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城市讓理想主義成為雕像

　　——評王旭光長篇小說《城市守望者》

　　誰來守護城市？這其實并不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英國北部城市愛丁堡幾乎可以象征整個中世紀，而它的市銘卻鮮為人知：“如果不是神守護著城市，守夜人徹夜無眠也無濟于事。”中世紀之后，人文精神如星辰拱衛在城市上空，所以美國詩人惠特曼在他的《斧頭之歌》中寫出了這樣的句子：“偉大城市的標志是產生偉大的人物，即使有幾座破舊的房屋，仍不失為偉大的城市。”顯然，作為新大陸的詩人，惠特曼心目中的城市還具有清教徒拓荒的性質，并沒有給建筑留出多少空間，但他那種單純、徹底的人文尺度，至今仍不失為美國城市最富詩意的標準。

　　實際上，神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是內在一致的，就城市建筑而言，這樣的尺度不僅同樣需要，而且尤其需要。但在現實生活中，特別是在當下的中國，所有這些似乎都不過是高遠的哲思、文化的云霓，很難落實到城市發展的地面上。

　　這就是小說《城市守望者》主人公曾思凡的處境。當我們的城市到處都是建筑工地，當挖掘機和吊車的轟鳴前所未有地推進著城市化進程，誰愿意傾聽城市古老而沉靜的韻律，凝視城市優美而曠遠的天際線呢？或許有之，如曾思凡。這是一個理想化的人物，作者對他的形象塑造，無疑是以建筑學家梁思成為原型的。從梁思成到曾思凡，兩代建筑師，都是以“思”為旗幟，薪火相傳、寥若晨星地守望著城市的理想之維和人文精神高度。

　　可以說，這是比較自覺的浪漫主義敘事，更是難能可貴的理想主義頌歌。“城市是人的，城市是有靈魂的，是有生命的！我們必須尋找城市”，一個不僅要守望城市，而且還要尋找城市的人，他差不多已經像一個神話英雄。包括他的愛情生活，與其說是現實的，毋寧說是象征的。亭亭作為曾思凡的戀人和妻子，她和另一個暗戀曾思凡的女孩一起，共同象征了那種林徽因式的“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的經典女性之美。

　　但故事的悲劇性在于，曾思凡并不是梁思成，正如他的戀人們也不是林徽因。前者與后者之間，不僅存在著時代的錯位，更有著出身和聲望的巨大差異。與梁思成顯赫的家世相比，曾思凡只是貧寒的農家子弟，一個八級工匠的兒子，而且是靠父親賣血換錢才走進大學校門的。這樣的出身，既是他上升的動力，也是他前行的重負。經驗中的創傷和經歷中的磨難造就了他特殊的稟賦，有時獨往獨來，風骨剛健；有時憤世嫉俗，艱澀難近；說正直就正直到偏執，說堅定就堅定到迂闊。這樣的人，非但無法做到梁思成那樣的寬宏儒雅、深厚淡定，相反卻提供了鮮明的對比。

　　所以曾思凡的悲劇是雙重的，一是性格與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與現實的距離。這種主觀和客觀、內在和外在的雙重命運，決定了他那會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誠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師，又像個孤寂的詩人和虛靜的哲學家；他內心似乎有著堅韌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滿困窘和詭異的現實面前，卻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無奈和憂傷，直到最后被擊垮，成了這個海濱城市的一座似有若無的雕像。

　　這是城市為自己的理想而樹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歷史為自己的理想而創造的神話和傳奇。因此就《城市守望者》而言，我覺得它至少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如此集中地描寫了當下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二是如此強烈地表現了理想主義精神。

　　如何理解當下中國的知識精英，換言之，如何塑造知識分子形象，盡管斗轉星移，社會語境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仍然是文學的一個重要課題。《城市守望者》寫了一個可能會成為大師的建筑師，他的隕落似乎揭示了知識精英們的普遍境遇，但小說并沒有對“中國為什么產生不了大師”之類的問題提供簡單的答案，因為在情節的起落發展中，我們看到除了環境和體制的問題，知識分子作為“人的自我實現”的不足也被凸顯了出來。如前所述，特立獨行的曾思凡雖然傳承了大師關于城市的理想，卻并沒有體現出大師的人格理想。所謂“千年秋草，可以傲霜雪，不可以為棟梁”，足以為這樣的知識分子寫照。但是，相比于那些既不敢傲霜雪也不堪為棟梁的大量所謂“學院派”或“公共型”知識精英們，曾思凡的形象仍然是高度理想化的，也可以說，他的理想主義是對當下某些知識分子人格潰敗的有力批判和狙擊。就此而言，曾思凡式的知識分子更稀缺、更珍貴。尤其在知識分子整體的意義上，特立獨行者從來都是一種生態性的標志。只有當一個時代廣泛容納并充分尊重了這樣“可以傲霜雪”的知識分子，才可能出現一個生機盎然的社會空間，讓真正“可以為棟梁”的文化大師從中產生。這是小說主人公的別樣生存狀態給予我們的特殊啟示。

　　《城市守望者》的可貴之處在于它神話般的主題和彌漫在字里行間的激情：“建筑是文化的上部結構，它的下部結構應該是信仰”——信仰在上，是現實主義的設計；信仰在下，是浪漫主義的構想，但無論信仰在何處，城市發展的最終目標，還是如同馬克思所說的，要讓“物化把它的力量交還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