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散見于各大報刊的諸多文章歷數文藝批評的種種弊端，批評界也似乎意識到自身的貧困，但對此卻常常表現出某種無力感。有人說，文藝在當代中國所呈現出的狂歡景觀標示著民眾文化心理的覺醒，但細一糾之卻發現所謂狂歡，其間匱乏的恰恰是文化心理的真正解放。人們往往將娛樂視為狂歡，將盲從理解為釋放，而批評的缺席則是此娛樂景觀形成的重要原因。如此現狀不禁令人要疾呼，娛樂至上的時代，批評何為？批評是否可以像荷爾德林所形容的詩人一般，勇敢地讓心靈行走在天地之間，心懷赤誠，追趕自由。

　　文藝批評應突圍“圈子”，回歸文本

　　魯迅曾批評過上世紀30年代文壇的“捧罵”現象，認為二者同樣可以扼殺作家的創作，可謂是“捧殺”與“罵殺”。放眼當代批評界的“捧罵”文章，或許吸引了眼球，但卻離真正的文本漸行漸遠，障礙了讀者的心靈。

　　“圈子批評”是當下批評界的癥候之一，也是被質疑最多的一大批評病癥。“圈子批評”可謂由來已久，魯迅就曾在文章中寫道：“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嗎？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圈子對不對”。當代文藝界的所謂“圈子批評”恰恰令人懷疑的是“對與不對”這個核心問題。上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時代，文壇百花齊放，批評百家爭鳴，當年的批評事件也都表現出“圈子批評”的諸多特征，一些作家、批評家為了某一作品而引起的爭執在今天看來已成為文壇佳話。而他們，如魯迅、茅盾、胡適、梁實秋等作家兼批評家對于創作的真知灼見至今仍被頻繁引用，是今天批評文字的鑿鑿論據。而如今的“圈子批評”則更多表現出批評者立場的游移，這樣的批評家“更沉穩”、“更老練”、“更中庸”，但也少了銳利、真誠與堅定。

　　“捧與罵”是“圈子批評”的重要表現。魯迅曾批評過上世紀30年代文壇的“捧罵”現象，認為二者同樣可以扼殺作家的創作，可謂是“捧殺”與“罵殺”。尤其是“亂罵”與“亂捧”更是壞了文壇，凡此種種都需要批評家“在剪除惡草”同時，“還得灌溉佳花”。

　　放眼當代批評界的“捧罵”文章，或許吸引了眼球，但卻離真正的文本漸行漸遠，這無疑障礙了讀者的心靈。文學界、影視界、書畫界都存在此種弊端。因此，無原則的吹捧或惡意擠壓的文藝批評不僅無助于藝術的健康發展，反而有害于她的生長。其結果都會損害文學藝術的品格，進而造成受眾群體對文藝的疏離。

　　解決狹隘“圈子批評”的良策即在于細讀并忠于文本，并在此基礎上真誠解析。曾經，“快餐文化”屢受詬病，其實批評界自身也正滑向“快餐文化”的深潭之中，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對文本的疏離。有些批評，尤其是在面對長篇文藝作品，比如長篇小說、影視劇等時，明顯欠缺細讀的功夫。文藝批評只有通過細讀作品才可把握作者在其中是否表現出強烈的個性、自由的靈魂以及哲學之思，是否真誠地關照世界或與歷史對話。

　　可見，為了“去弊”，的確需要直面文本，而直面文本也常常是為了直面人的心靈，甚至直面生命本身。

　　文藝批評應謹慎“實用”，追問價值

　　在圖書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相當多的書評帶著某些商業動機，真正解讀作品價值并對讀者起到導向、引導作用則難以落到實處。隨著《英雄》《無極》等商業大片的興起，越來越多冠以“影評”的文章開始出現在媒體和網絡。有些影評常常為了配合影片宣傳而喪失了堅定的批評立場。

　　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的啟蒙思潮洗禮之后，中國的社會文化在9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遷。此間，大眾文化與消費文化既是學術界運用頻繁的理論話語，也是當下中國文化現實的某種寫照。盡管這一期間的文化仍然以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三足鼎立的形式得以呈現，但不可否認，大眾文化已經占據了社會舞臺的主角位置，并以各種形式向精英文化和主流文化滲透。進入新世紀的中國藝術與批評中間更是彌漫著濃重的娛樂精神。“有用”、“有意義”常常成為衡量作品與批評的重要標準。“用”與“意義”在此也并非從心靈與審美出發，而經常是基于功利主義的考量。

　　實用理性是中國深厚的哲學傳統，即使是藝術與批評也常常表現出“執著于人間世道的實用探求”，而文藝批評也多表現出工具理性的一面。近年來圖書市場萎靡，為了提升書的銷量，出版社與書商經常推出系列書評，促進銷售。本來書評是應該把高質量圖書的價值推薦給讀者，對讀者可以起到導引與啟迪的作用。但在圖書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相當多的書評帶著某些商業動機。盡管從出版社經營的角度來看，這樣做尚可理解，但就書評的本質來說，真正解讀作品價值并對讀者起到導向、引導作用則難以落到實處。同樣，影評也存在如上問題，影評和影評人在國內電影產業化發展之前，一直停留在學術領域，隨著《英雄》《無極》等商業大片的興起，越來越多冠以“影評”的文章開始出現在媒體和網絡。有些影評常常為了配合影片宣傳而喪失了堅定的批評立場，影評與書評一樣，為了提高票房而丟失了品格。書畫藝術在當代進入了展覽時期，而展覽成功則意味著作品的市場價值將會得以攀升，書畫家因此而可以獲得功名。如此循環，功利的價值取向漸漸改變了部分書畫家的心態，而有些書畫評論也不由得丟失了曾有的風骨、以往的恬然。在書畫深處尋求人生意義的向往，均被當代書法展覽的利益誘惑所粉碎。

　　由此看來，藝術評論在娛樂時代越發表現出追求“實用”的工具理性目的，而價值理性則在名利參照下顯得孱弱無力。曾經批評的功用被推崇為“照亮了以前的作品”，而今看來卻難以完成如此承諾。因此，追問藝術作品的價值品格，探究其內在的精神性，重塑批評的創造力與闡釋力，進而在讀者與作品間架起一座通暢的橋梁是文藝批評的嚴肅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