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上半年波瀾不驚的國產片市場環境下，《神探亨特張》“低調”出爐。這部完全用非職業演員、手提攝影拍攝的影片，讓中國電影從華麗空洞中觸摸到久違的現實空氣。故事改編自真人真事，北京雙榆樹的片警張惠領，江湖人稱“神探亨特張”，這個外號來自于上世紀80年代在中國熱播的美國電視劇《神探亨特》。“亨特張”其貌不揚卻兢兢業業，帶領著一幫蝦兵蟹將游走在所管轄區的周圍，如中關村、人大、雙安商城等，隨手拿著錄影機，專門從行色匆匆的人海中“淘”出小偷、騙子和“碰瓷”者。亨特張認為抓獲這些連刑拘也夠不上的小級別犯罪分子沒有多少成就感，他的絕活就是看見小偷小摸并不急于出手，往往通過多次跟蹤、調查最終把所有團伙成員一網打盡。影片結尾處，鏡頭長長地停留在大全景中的北京西北三環，車流如梭，這個鏡頭與影片前面晃動的紀實風格有些“格格不入”，似乎在說明亨特張不過是北京這個龐大的國際化大都市中的小故事，這也吻合導演高群書計劃拍攝“1930-2030系列電影”的題中之義，這個系列電影打算用二三十個小人物的故事來呈現百年中國的歷史。

　　“神探”更像孫悟空

　　《神探亨特張》的英文名字是“Beijing Blues”，意思是“北京藍調”或“北京憂傷”。近些年，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北京不僅是中國的首都、上千年的文明古城，還是中國經濟騰飛的標識。尤其是2008年北京奧運會的舉辦，使得北京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而這十年來北京的城市發展可謂“日新月異”，亨特張工作的海淀雙榆樹地區就緊挨中關村科技園，這是一個不足十年的時間里迅速催生出來的高樓林立、地鐵縱橫的繁華地帶。

　　不過，影片并沒有用鏡頭仰視這些“繁華之都”的地標建筑，也沒有用“好奇”的攝影機走進這些寫字樓或購物中心的內部，反而借助亨特張的眼睛，走街串巷，看到了高樓間隙、“浮華”背后的影影綽綽。亨特張想追蹤這些大都市的“影子”，于是攝影機只能搖搖晃晃、緊跑慢追，時而偷拍，時而跟拍，時而從天橋俯視，時而蹲在正常視線以下。影片中有一個農民工打扮的無賴每天都跟著亨特張，這個如影子般的存在，讓亨特張/觀眾體驗到一種如鯁在喉的不舒服感，這些甩也甩不掉的影子，也許就是浮華北京憂傷的來源。

　　影片最為出彩的地方，正是這些被亨特張團隊捕獲的形形色色的小偷小摸們在審訊室里“振振有詞”地自我“申辯”。鏡頭并沒有采用從警察背后審訊犯人的視角，而是用鏡頭直接對準這些剛從犯罪現場“領”回來的依然“熱氣騰騰”的行為不軌者。他們是北京下崗女工、外來務工人員或者破產的經理。他們藏匿于沒人管的爛尾樓、城中村或者街邊小店中。這些在白領、小資或新富階層的“北京愛情故事”（今年上半年熱播的同名電視劇）中不會出現的“牛鬼蛇神”（江湖大仙、盲人賊王等）紛紛現身，只有亨特張能夠讓他們在“光天化日”之下現了原形。在這個意義上，亨特張看似西方現代都市中的“神探”，其實更像中國西游故事中的長著一雙“火眼金睛”的孫悟空。這部影片與其說讓這些底層或草根階層“現形”，不如說更是讓他們從大眾文化的“照妖鏡”中“顯影”。亨特張之所以會有如此“神力”，并非因為他是人民警察，而是因為這部電影的演員來自于微博達人，“微博”才是施展“顯影術”的關鍵。

　　微博達人的“正能量”

　　亨特張作為基層民警的出身，很容易讓人想起1995年第五代著名女導演寧瀛拍攝的“北京三部曲”之二《民警故事》。而《神探亨特張》的攝影鄔迪，曾經也是寧瀛電影的重要攝影師。兩部影片都采用一種紀實風格來講述基層片警的故事。如果說《民警故事》依然在延續“北京三部曲”之一《找樂》的基本主題“人”與“體制”（社會主義單位制）的關系，那么《神探亨特張》則更多地把亨特張表現為一個“行俠仗義”的俠客。與《民警故事》中片警在執行上級禁犬行動的過程中所感受到的人生“荒誕”和無奈不同，亨特張對于自己的職業或“平凡”工作有著強烈的認同感，這種認同感不只是來自于上級的表揚或媒體的宣傳，更是一種個人主義的公民職責。這與微博達人出演這部影片有著密切關系，不管是正派亨特張，還是反派賊王、口吐蓮花的騙子、“碰瓷”團伙都是微博世界里“赫赫有名”的獨行俠。

　　微博作為近兩三年內最為活躍的網絡工具，越來越呈現出一種巨大的“微力量”，很多社會事件在微博中掀起軒然大波，尤其是那些社會不公、暴力執法、損害弱勢群體的事件，很容易在微博中激起“公憤”，而微博的使用者大多是新世紀以來在都市中浮現出來的新中產階層，在微博中發言、圍觀和轉載成為他們介入公民行動、發揮公民權利的重要媒介。從日本地震、郭美美炫富、溫州動車事件、小悅悅事件、微博打拐、微博救助流浪兒童、校車事故等各種社會事件中可以看出微博的影響力。這部電影本身的拍攝過程也可以看成是一種微博達人的“集體”行動，正如影片特別把類似小悅悅事件也重新“搬演”。在這個意義上，亨特張一次又一次地抓捕這些小毛賊，就像微博達人一次又一次地傳播“正能量”。

　　不過，從微博達人到基層民警的“變身”，一種非體制的自愿/志愿的公民行動變成了一種體制內的國家公權力，這與其說是不同身份的互換或取代，不如說更是一種作為社會共識的“正能量”的積聚。正如影片最后亨特張對每天都跟著他的如影隨形的無賴說，“你愿意跟著我抓賊嗎？”這既是體制性力量對“影子”的一次招募，與此同時也是一種對“正能量”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