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 

　　目前的主流史學界與歷史教科書，似乎仍將宋朝描述為“封建專制主義的發展期”，如周寶珠、陳振編著的《簡明宋史》認為，宋朝的制度“都是為加強君主專制主義而設，皇權大大地膨脹起來了”；歷史學者程念祺提出，“從宋朝開始，的確可以說，歷史已為專制和大一統鋪平了道路”；高中歷史教材則這樣概括宋代的政制：“君主專制政體的演進與強化”，并將這一課程的“教學目的”確定為“了解中國古代君主專制與帝王權力逐步強化”。宋朝是一個皇權專制王朝，好像已經蓋棺定論了。

　　然而，如果我們深入了解宋代的權力結構及其運行機制，便會發現所謂的“皇權專制”只是后人的成見，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在展開論證前，我想先講幾個小故事，看看宋朝君主能否專制得起來——

　　故事一：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范質等三位宰相同日辭職，宋太祖隨后任命趙普為相。但在頒發任命詔書時碰上了一個程序上的大麻煩：詔書沒有宰相副署，不具備法律效力；而范質等宰相又已辭職。太祖想從權，對趙普說：“朕為卿署之可乎？”趙普回皇上：“此有司職爾，非帝王事也。”最后，還是由領有“同平章事”（即宰相官銜）銜的開封府尹趙匡義副署，才簽發了詔書。

　　故事二：神宗朝，一次因為陜西用兵失利，神宗震怒，批示將一名轉運使斬了。次日，宰相蔡確奏事，神宗問：“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蔡確說：“方欲奏知，皇上要殺他，臣以為不妥。”神宗說：“此人何疑？”蔡確說：“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不欲自陛下開始破例。”神宗沉吟半晌，說：“那就刺面配遠惡處吧。”這時，門下侍郎（副宰相）章惇說：“如此，不若殺之。”神宗問：“何故？”章惇說：“士可殺，不可辱！”神宗聲色俱厲說：“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章惇毫不客氣地回敬了皇上一句：“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故事三：宋孝宗是個圍棋愛好者，“萬機余暇，留神棋局”。內廷中供養著一名叫做趙鄂的國手。趙鄂自恃得寵，向皇帝跑官要官，孝宗說：“降旨不妨，恐外廷不肯放行。”大概孝宗也不忍心拒絕老棋友的請托，又給趙鄂出了個主意：“卿與外廷官員有相識否？”趙鄂說：“葛中書是臣之恩家，我找他說說看。”便前往拜見葛中書，但葛中書不客氣地說：“伎術官向無奏薦之理。縱降旨來，定當繳了。”趙鄂又跑去向孝宗訴苦：“臣去見了葛中書，他堅執不從。”孝宗也不敢私自給他封官，只好安慰老棋友：“秀才難與他說話，莫要引他。”

　　故事四：南宋光宗朝，皇帝左右的近臣、私臣每每向光宗請求“恩澤”（即請皇帝恩賜個大一點的官做），光宗總說：“朕倒好說，只恐謝給事有不可耳！”謝給事是時任給事中的謝深甫，曾多次抵制光宗提拔請托的私旨。樓鑰當中書舍人時，也直接告訴光宗：對不合法度的私旨，“繳奏無所回避”。光宗很是顧忌，遇到禁中私請，只能推掉：“樓舍人朕也憚也，不如且已。”宋光宗并不是一個具有優良君主品質的皇帝，卻不能不尊重給事中與中書舍人封駁皇帝私旨的權力。

　　上面列舉的幾名趙宋君主，既有明君也有昏君，可見在宋朝，無論君主賢明還是昏庸，恐怕都無法由著性子“做快意事”。皇帝一旦露出濫權、專斷的苗頭，立即會受到文官集團的抗議與抵制。強勢如宋神宗，也只能感嘆一聲：“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我們評判一個政體是否為“皇權專制”，可以看看皇帝在這個政體中掌握著怎樣的權力，是否受到制度性的約束與制衡。下面我們就來考察宋代君主在行政、立法、司法三組權力結構中的權力及其運行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