賣點·亮點

　　——我看《金陵十三釵》

　　評 說

　　選擇“十三釵”作為主角和刻畫的對象，既是視覺層面上的，又是情感層面上的，還是東方與西方在文化上都可以認同與理解的

　　影片《金陵十三釵》體現了張藝謀及其創作團隊藝術上的誠意和商業上的成熟。

　　“中國商業大片”如何兼具人文精神和商業價值；兼顧國內票房企圖和國際獎項的野心；既表達民族情懷又能以普世的價值觀贏得國際文化視野的理解與認同，對張藝謀這樣一位已然累積了諸多大片經驗并具國際影響力的導演來說，上述問題是必然要考慮的。因此，影片的敘事角度和情境設計，變得至關重要。讓歷史以“傳奇”的面目出現，那些帶著繁華故都舊夢的風塵女子，在絕境中拯救純潔女學生的行為，以及一個西方男子對整個過程的旁觀與參與，他的驚艷、愛戀、無奈、絕望等感同身受的心緒，以及一步步由被動到主動的人道行為，都使這個故事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的凝視下，被濃縮成一種極端情境下的傳奇。血腥與香艷混搭，殘忍的暴行與人性的光輝交織，這些無疑為影片構建起了既具內涵厚度又具視覺穿透力的絕佳“賣點”。

　　事實上，影片回避了沉重的歷史拷問，避開了“真實”的宏大書寫，而代之以“拯救”與“抉擇”的主題。只是在《金陵十三釵》中，所設置的行為的“主體”不再是英雄，也不是軍人，而是那些風塵女子。在金陵舊夢中，從來不缺商女亦知亡國恨的淵源，李香君血濺桃花扇的故事仿佛前世鏡像，映射著這十三釵的俠骨柔情。對這些女性的塑造是整部影片最著“工筆”之處，在整體暗色調的背景下，她們不僅以明艷、濃郁的色彩帶來視覺上的吸引力，更被賦予潑辣的個性和深切的同情心，她們是壓抑氛圍和黑暗精神中的一抹亮色，人性的燭照從她們的身上透射出來，正如張藝謀所說，要用她們來“體現戰爭中人性的美”。實際上，對這些風塵女子，不僅東方故事往往凸顯其高貴的品性和剛烈的性情，在大量西方文藝作品中，她們也往往被演繹與突出“正面”的品性，從《茶花女》到《漂亮女人》，她們天性中的善良、純真，以至俠義，不僅被理解和同情，更被贊美與欣賞。因此，選擇“十三釵”作為主角和刻畫的對象，既是視覺層面上的，又是情感層面上的，還是東方與西方在文化上都可以認同與理解的。

　　影片通過內外雙重視點，來層層展現人性的覺醒與升華。影片的外視點是女學生書娟，她用地道的南京話以全知全能的視角來講述整個故事，這是一個獲取本民族情感認同的視角。這一視角帶來的是所經歷的苦難，所承受的沉重，所壓抑的憤怒，所領會的屈辱，以及所認知的悲壯。與其說書娟視角是“敘述者”，不如說它是一種泛大眾化的、在情感上雖動人心弦卻又為人熟稔，在情節上起到的是展示作用的“外視角”。而克里斯蒂安·貝爾所扮演的殯葬師約翰，他的視角則是一種真正帶來敘事驅動力的“內視角”。他首先代言的是西方視角，不僅如此，他也是西方人愿意自覺認同的敘事的引導者，這也正是影片選擇這位好萊塢一線明星出任角色的重要敘事策略。即要通過他讓西方視野逐漸進入這個東方故事，接受和理解這些東方女性，體會到她們心靈的純凈與高尚，進而感受到人性書寫的深意。在約翰的注視下，審美的“陌生化”被展現出來，特別是以玉墨為首的釣魚巷姐妹們，她們搖曳生姿、暗香浮動，東方女性的魅力風騷呈現在西方男性的視點下。正是跟隨約翰這一人物個人化的視角，敘事開始掀起一波波獨特的情感體悟。約翰一開始脆弱、猶豫，他膽小、貪財、好色，種種人性的本能被自然呈現出來，但是“人道”和“正義”作為暗藏的潛能，在極端狀態下會被激發出來，當善良、純潔、美麗被踐踏，當從他的視點看到悲慘無辜的死亡和勇敢俠義的擔當時，約翰高尚的人格被喚醒，影片由他個性化的感受引導敘事和情緒情感一步步向深層過渡和發展。

　　《金陵十三釵》敘事上的努力使技術層面和視覺層面得到實實在在的附麗，正是這一點為今后諸多“商業大片”提供了創作意識上的借鑒

　　玉墨的身世、約翰早亡的女兒、書娟父親的愛女之心、教會女學生如羔羊般的無辜、“十三釵”們的刀子嘴豆腐心、敵人的殘忍與偽善，這些都在為回答“為什么”努力提供合理的支點。一個流暢圓融的敘事，一個處處危機、時時懸念的故事，不僅要靠情節的密度，更有賴于人物情感和行為的邏輯合理性。特別是非凡的舉動、不同尋常的抉擇，而且當這抉擇涉及到人物命運的拐點，涉及到生存與毀滅。這樣的轉折與抉擇必然帶來心靈的波動與震撼，必要的支點將為情節注入情感的濃度，使人物能夠“立起來”。因而這些支點設計得扎實，人物性格與命運的軌跡才會扎實，情節才會流暢，虛假與矯情才會減少。

　　影片值得提出的亮點還有戰爭橋段的處理。影片選擇了三種別出心裁的方式來表現寡不敵眾的小股部隊的戰斗。其一，是“巷戰”，而且多以“二度空間”——房頂上的視角來區別開以往眾多戰爭影片中涉及的巷戰場面。其二，是步兵和坦克的近距離作戰。在中國戰爭影片中，這樣的戰斗場景很少出現，即或有也多表現遠距離作戰。這是一種根據實存史實發掘的特殊的戰斗場景。如果說以“高速攝影”烘托犧牲的悲壯，在中國戰爭片中是一種常規化的手段，那么在本片中，卻以詩化浪漫的高速攝影配和舞蹈化的“直線隊形”，建構起強烈的“儀式化”的視覺沖擊，展現出中國軍人前赴后繼、不畏犧牲的悲壯。用“儀式化”造成心靈的震撼是張藝謀的強項，但在本片中，中斷情節的儀式卻相當克制，流暢的敘事顯然被擺在了首位。此段“儀式感”猶如神來之筆，將慘烈之狀、氣節之美融為一體，升華出蕩氣回腸的民族豪情。其三，是描繪了一場“一個人的戰爭”。李教官為保護教堂中的女性，“單槍匹馬”與眾多日軍展開對決。

　　顯而易見，《金陵十三釵》從劇本階段就有著明確的目標和野心，敘事上的努力使技術層面和視覺層面得到實實在在的附麗，正是這一點為今后諸多“商業大片”提供了創作意識上的借鑒。沉入故事方能升華情感，縝密的思考和策劃的智慧是被投入的數以億計資金能否回收的基石，更是能否贏得觀眾和“走出去”的第一步。

　　創作談

　　十幾條“鋼絲”走過去了

　　——訪《金陵十三釵》編劇劉恒

　　□ 本報記者 吳月玲

　　有人把劉恒夸為“中國第一編劇”，他認為這是罵人呢。他強調，每個編劇都應該有這樣的自信，坐在寫字臺前，不需要別人肯定，就抱定“我就是第一編劇，你們能奈我何？”以這種巨大的信心去完成自己的任務，“沒有人贊揚，我就自我贊揚，你們能奈我何？”

　　他評價張藝謀的優點是“煥發夸張之美”，“張藝謀以攝影師的身份介入電影，夸張的動力、夸張的本能、夸張的技巧一直在散發，從《紅高粱》開始就是這樣，他一直在揚長避短，包括一些武俠片，都是在拓展自己的長處”。《金陵十三釵》是一部現實題材作品，劉恒說這是張藝謀找他來當編劇的原因。當有觀眾質疑影片開頭的戰爭鏡頭里中國軍人以舞蹈化的肢體語言赴死是否過于夸張，劉恒說，其實這些細節都不是他寫的，但他看到那時眼睛突然濕了。“我知道它夸張，知道可能不符合戰場的規律，但不知道動了我心里的哪根弦，我覺得他們真是幾個漢子。張藝謀通過夸張的手法把抵抗者內心最美的地方展現出來，與電影的主題犧牲之美是有直接關系的。”劉恒說。

　　《金陵十三釵》雖然有嚴歌苓的小說作為底子，但編劇的過程還是比較艱苦。劉恒寫出第一稿是失敗的，他承認那一稿無法說服自己，這幾個妓女會主動代替女學生去赴宴。甚至，最后他懷疑到底有沒有這樣一個教堂，他問自己：有沒有這么大的教堂能容下這么多人，有沒有這樣的現實基礎？第一稿失敗后，劉恒讓張藝謀的助理幫他理出南京周圍所有教堂的名錄，他順著長江一家家教堂去尋訪，和教堂里的人聊天，問有沒有地窖，地窖有多大，干什么用？“我始終在找一個現實的依據。所有東西綜合起來，找到了依據。有些情節我也繞不過去，就扔給張藝謀，我覺得他十幾條‘鋼絲’全走過去了。”

　　關于影片的結尾，玉墨等妓女衣服里藏著碎玻璃，坐著日本人的車走了。這樣一個開放式的結尾讓有些中國觀眾不太適應，他們更期待看到一個激烈悲壯的結局。劉恒說，在開始寫的時候就沒有考慮寫她們走出教堂后的場景，因為結局的可能性是多樣的。“如果把結局用真實感很強的鏡頭表現出來，好像是另一個作品的開頭，而不是這個作品的結尾，而且我們可以設想這些妓女的結局。”

　　五寫“十三釵”

　　□ 嚴歌苓（小說原著及編劇）

　　有人說我的小說很視覺、很電影，我自認為我的小說很不電影，后者明顯不是好事，而前者也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所以我盡量避免創作電影劇本。常有一些勸不住的制片人或導演甚至演員誠心誠意地邀請我寫電影劇本，有時我會冒出“死給你看”的想法，就是盡心盡力地寫一個壞劇本，從此斷了所有人的念想，包括我自己的心有不甘。

　　在張藝謀導演邀請我加盟創作《金陵十三釵》電影劇本時，我正是心有不甘之極。好友曉楓總是熱熱鬧鬧地把劇本進行情況告訴我，我想，不如我也跟著熱鬧熱鬧。這樣，就擔當起了繼劉恒之后的第二個編劇。打開劉恒的劇本一看，我感動了很久出不來：難道我還敢在這樣的劇本上動土嗎？

　　幾次和導演討論，明白了他想派我什么用場。我是個女編劇，女原著者，我的用場是給電影來點兒女人香。兩稿下來，是不是香我搞不清，但電影的性別應該稍微明了一點：燙了頭發，蹬上了高跟鞋。

　　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不禁想偷笑，《金陵十三釵》成了我的“一魚五吃”，中篇、長篇、英文中篇（我不喜歡自己翻譯自己的小說，因為第一無趣，第二我巨大的中文詞匯量常常找不著英文詞匯量的對等級，所以我把我這種翻譯叫做英文再創作）、電影劇本，加上現在還有一個勸不住的投資人邀我寫電視劇，整整“五吃”。五年的劇本打磨，我沒有從始至終，但這“五吃”差不多讓我把《金陵十三釵》的條條肌理、道道骨縫都吮了一遍。

　　終于有一天，導演把我安置在剪輯室，安置到電腦大屏幕前面，讓我觀看《金陵十三釵》的粗剪，我以為早吃膩了這條老也不撤下桌的魚，但屏幕上展現的是完全新鮮的、甚至我不敢相認的生命！它的豐美和慘烈，它的深廣和力量，讓我完全忘記自己跟這個藝術生命體還有什么關系。那些我熟得不能再熟的人物，都頻頻給我意外，所有我預知的故事轉折，都給我冷不防的震撼。眼淚不知什么時候出來的，已經冷在腮上。

　　剪輯室亮燈了，導演略帶歉意地說：“剛從外景地回來十天，先剪成這樣，沒有聲音。”我反而隱隱希望，就這樣欠缺一些吧，人對豐美、慘烈、深廣、力量的承受度到底是多少？

　　記者觀察

　　大幕拉開后的期待    

□ 本報記者 張 悅 

　　有關《金陵十三釵》的最新新聞有兩則。一則，該片代表中國參加第84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角逐，并于12月23日起在洛杉磯、紐約和舊金山等地主流商業院線展映一周，該片也成為第一部可以在好萊塢主流商業院線黃金“圣誕檔”上映的中國影片，一切營銷為了“沖奧”，不僅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李安導演的《臥虎藏龍》曾獲得此獎項），還競爭包括最佳導演、最佳男女主角在內的奧斯卡13個單項“小金人”才是《金陵十三釵》更大的“野心”；另一則，截至12月25日，根據最新票房統計，《金陵十三釵》總票房突破3.2億元，雖然距離總制片張偉平所定下的“10億目標”還相距遙遠，但是總體形勢也還算喜人，與《龍門飛甲》相比（《龍門飛甲》截至12月25日總票房2.8億元），兩部影片各有所長，一切安好。正所謂吆喝買賣，全靠本事，但想趕超去年“劍走偏鋒”的《讓子彈飛》的票房難度卻是相當之大。雖然過去及將來或許還會有種種特殊情況“一片獨大”，但以隆隆開動、蓬勃發展的電影產業和內地影院和銀幕數的增長勢頭來看，只為一部超級大片保駕護航的時代將一去不復返了。

　　正如張偉平接受采訪時所說“不能指著電影掙錢，因為它不確定性太大了，誰能控制老百姓的錢包？它不是電視劇，你賣給電視臺老百姓是免費看的，電影一上片，老百姓掏不掏錢，誰能控制？”據記者觀察，老百姓掏錢買票進影院看《金陵十三釵》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看看張藝謀。有意思的是，《金陵十三釵》的觀眾中涵蓋了大部分中老年觀眾，做到觀眾年齡的全覆蓋，除了張藝謀，也就是馮小剛了。盡管，每部作品都有導演的藝術追求作為內核，雖然呈現出來的樣態有別，但是正如有觀眾評價，“對張藝謀電影的感覺就像看春晚，或許有驚喜，也或許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但是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當張藝謀的影片成為大眾的觀賞習慣時，就必然要“遭遇”更多批判的眼光和嚴苛的評論，或褒或貶其實都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在于當今的中國，擁有著得天獨厚的身份認同和無與倫比的創作條件的“國家級”導演，是否自身應擔當起更多的文化使命？去為這個藝術門類拓寬道路、開啟山林？從本位上去做一些更深層次的挖掘？這或許是每次張藝謀有新片上映時便在電影界引起一片嘩然之聲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中國電影產業化自2003年起已走完了第八個年頭，當今的樣貌在8年前恐怕難以想象。當2002年12月14日張藝謀的武俠巨制《英雄》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球首映禮的時候，或許就已為中國電影產業化吹響了沖鋒號。《英雄》拉開了中國商業“大片”的序幕，從此藝術與票房共舞。隨后，《十面埋伏》《滿城盡帶黃金甲》《千里走單騎》每每出手都是萬眾焦點。2008年奧運會后，張藝謀重出江湖，卻出人意料地拍了一部小品式的《三槍拍案驚奇》和一部文藝片《山楂樹之戀》。2002年后的張藝謀影片，雖然細數下來，營銷成功、各有看點，卻始終沒有帶來電影口碑的同步攀升，無法找到一種觀眾深層精神需求的共鳴與滿足。或許時代不同了，觀眾的品味更難把握，但是《紅高粱》中原始的令人驚訝的蓬勃生命力，《活著》中無法掌控的生命之痛，亦或是《秋菊打官司》中“為了一個說法而追問到底”的小人物的命運都曾深深觸動人心，并得到觀眾的共鳴。相較于好萊塢電影，相信本土的觀眾是期待看到張藝謀能夠奉獻一部有如《辛德勒的名單》（曾獲第66屆奧斯卡7項大獎）那樣的誠意之作的。投資6個億，請來好萊塢一線男星、配置頂級的好萊塢爆破團隊、為了奧斯卡13項提名奔走巡展、預計10億票房……先有對媒體完全封鎖任何消息的“饑餓營銷”，又有宣傳期拋出的制片方分賬比例風波，做足了話題，但恐怕對于普通觀眾來說，“話題”神馬的都是浮云，拿出好片子才是硬道理。北京人藝有句老話——“大幕拉開才是真的”，2011年12月15日《金陵十三釵》在“秦淮景”的評彈聲中款款走來，我們是否有理由對張藝謀多一些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