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冠中 《獅子林》 紙本設色 144×297厘米 1988年 北京保利2011年春拍成交價格1.15億元 （北京保利供圖）

黃永玉 《荷塘鸕鶿》 紙本設色 91×365厘米 北京匡時2010年春拍成交價格560萬元 （北京匡時供圖）

    在藝術品投資中，當代書畫具有最為廣泛的參與人群，也是最受歡迎的投資品類，即使目前藝術品市場還處于調整期，當代書畫火爆行情依舊持續。然而，高價不斷的拍賣場上，攀比之風愈演愈烈，甚至有業內人士表示，拍場作價已然成為行業潛規則。

　　當代書畫上演狂飆神話

　　中國嘉德、北京榮寶作為最早推介當代書畫家作品的拍賣公司，最初推出的一批書畫家已成為目前市場上的領頭羊,隨后，各大拍賣公司也陸續推出當代書畫專場。經過十多年發展，當代書畫已成為拍賣公司囊中舉足輕重的藝術品類。

　　早在1996年，當代書畫就出現在拍賣市場上，當時所推畫家的價格區間不過幾萬元到幾十萬元。隨著拍賣公司的介入，當代書畫也進入收藏家及投資者視野，在此之后，當代書畫市場風生水起。

　　2003年，隨著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不斷發展，當代書畫價位也不斷攀升。2005年，在北京榮寶春季拍賣會上，吳冠中的水墨作品《黃土高原》一舉沖向1870萬元，成為首件價格過千萬元大關的當代書畫作品。2009年，在中國書畫板塊整體上揚的大環境中，當代書畫家作品的市場價位也不同程度地上漲。

　　在今年中國嘉德春拍中，當代書畫板塊成交額首次逾億元，在北京保利春拍中，當代書畫板塊總成交額也達到1.3億元。

　　當代書畫市場空前繁榮，即使在古代書畫和近現代書畫面臨調整的行情下，當代書畫受追捧程度仍有增無減，一些當代書畫家的作品儼然成為“紙黃金”。書畫市場評論家齊建秋表示：“當代書畫既繼承了傳統書畫的形式，又沒有古書畫真偽鑒定難和鑒定標準不統一的問題，不論是在收藏投資市場還是禮品市場，都有龐大的基礎。”

　　胡潤研究院在不久前發布的《2013胡潤藝術家排行榜》中，國畫家成為市場的絕對主角：在前十名榜單中，除了周春芽是油畫家，其他均為國畫家；在100位作品最暢銷的藝術家排名中，國畫家占八成，其中，當代書畫家就占據了其中近1/3的席位。如范曾以4.287億元的總成交額位列當代書畫家之首，排在其后的當代書畫家有何家英（排名19）、孫其峰（排名32）、崔如琢（排名44）、黃永玉（排名47）等。

　　截至目前，單件作品成交額過千萬元的當代書畫家包括：王明明（《蒲松齡先生講書圖》1380萬元）、何家英（《綠茵閑且靜》1350萬元）、崔如琢（《盛世荷風》1.01億元）、劉大為（《相馬圖》1437.5萬元）、賈又福（《太行風情長卷·書法》1840萬元）、范曾（《八仙圖》6900萬元）、許欽松（《春云漫度》1035萬元）、趙緒成（《縫帳篷》1265萬元）、姜寶林（《窄路》1207.5萬元）、宋雨桂（《霞飛圖》1840萬元）、王西京（《和平世界·教皇約翰保羅二世》1161.5萬元）、王子武（《月下對酌》1904萬元）。

　　從單個畫家來看，以何家英為例，1997年，何家英作品《沉思》在中國嘉德以3.52萬元成交，2003年以后其作品價格一路高歌，2005年，何家英曾在國內繪畫大賽獲獎的《四季美人圖》在上海保利以363萬元成交，這一成交紀錄一直保持到2010年。此后，何家英作品價格再次攀升，尤其是2011年、2012年，目前成交價過百萬元的作品，基本都屬于這兩年成交的。

　　拍場“天價”滿天飛

　　然而，在當代書畫市場繁榮的背后，書畫家暗地攀比，在拍賣市場上作價已成書畫交易的潛規則，當代書畫價格越炒越高，泡沫也越來越大。

　　最近幾年，關于當代書畫價格虛高、市場累積泡沫風險的質疑聲也不絕于耳。尤其是2010年以來，當代書畫在拍賣場上炒作價格已達到空前瘋狂的地步，有的畫家單幅作品成交價已超億元大關，動輒幾百萬元、上千萬元的作品更是層出不窮，當代書畫價格與古代、近現代書畫價格已嚴重倒掛。北京某文化公司負責人劉忻（化名）告訴記者：“在當代，真正具有收藏價值、貨真價實的當代名家不超過10人，但人為炒作盛行，所以‘天價’滿天飛。”

　　出生于上世紀40年代的某畫家，其作品進入拍賣市場的時間并不長，但作品市場價格卻在短短幾年上演飆出“天價”。2011年11月，北京翰海秋拍為這位當代畫家舉辦了專場拍賣，其17件作品以1.32億元的總價落槌，“創中國當代畫家2011年秋季拍賣成交價單季最高紀錄，中國當代畫家專場紀錄，2011年秋季拍賣會‘白手套’專場紀錄”。同年11月29日，這位畫家的“國畫巨作”又在香港佳士得以1.28億港元成交，“刷新當代中國當代畫家單幅作品過億元的歷史紀錄。”據不完全統計，2011年，該畫家作品在拍賣會中總成交額近5億元，穩居中國畫家成交額之首，被認為是“中國最具升值潛力和投資價值的畫家”。2013年，該畫家的一幅作品在香港佳士得以7715萬港元成交，這是該件作品第二次出現在香港佳士得，2006年該作品曾以1556萬港元成交，被視為“7年時間增值近4倍”。

　　實際上，類似這樣在拍賣場上上演價格飆升“神話”的當代書畫家并不是個案。例如，曾任某省畫院名譽院長的某畫家不僅在北京798藝術區建立了個人藝術館，其作品價格也在拍場直線上揚：2010年前，該畫家上拍作品價格區間僅為幾萬至幾十萬元，2010年12月，其作品在北京保利以112萬元成交，突破百萬大關。此后，該畫家作品價格扶搖直上，尤其在2012年，其單件作品價格超過500萬元大關的就多達4件，而且還創下了目前為止藝術家個人作品最高成交價——2012年6月，其一件作品在北京保利以1265萬元成交。

　　“高位換手，誰來接盤？在當代書畫家將作品價位拉升至千萬元，甚至上億元的級別時，“擊鼓傳花”的游戲如何繼續？“鼓聲”停下，天價當代書畫又會落在誰的手上？”

　　劉忻表示：“和畫家簽約，約定出書、辦展覽、拍賣送拍，先設定一個價位，自己舉牌買回來，拉動藝術品指數，快速提高身價，吸引買家進來。現在很多公司和畫家合作都是這樣的程序，拍場作價其實已經約定俗成。”他補充道，“其實，不少書畫名家背后都有莊家，或是有企業老板投資，或是有基金公司支撐，用一些金融運作手法來包裝書畫家，書畫家個人作品市場價格和行情能不能撐得住，得看莊家實力有多大。”

　　拍場作價為哪般

　　實際上，當代書畫家本人也是市場作價的幕后推手，與蓋棺定論的古代畫家和近現代書畫家不同，當代書畫作品的藝術價值不確定因素更多，市場上的人為操作性更強。

　　對于拍賣場上出現的天價當代書畫，齊建秋表示，當代書畫家的市場價格，具有很強的人為操作性，畫家的價值還未蓋棺定論，買家一定要冷靜對待。“買家為什么要在拍賣場上以潤格價數倍的價格購買作品？”他表示，“作品持有者在‘編造’市場接受畫作上千萬元的‘事實’，如此一來，他們手上持有的畫，在成交時就有了參照標準。”

　　收藏家郭慶祥也舉例說明，在剛剛結束的倫敦蘇富比古典繪畫中，一張埃爾·格列柯的繪畫作品以910萬英鎊拍出。“文藝復興時期畫家的作品價格才如此，當代畫家有多少人能企及這樣的藝術水平？當代畫家的作品具有怎樣的藝術價值，成交價能夠動輒成百上千萬元？”他表示，市場作價不過是為了吸引更多資金進入藝術品市場而人為制造的數字假象。拍場作價帶來最嚴重的后果就是，畫家為了追逐利潤，制造“流水線作業”，不講求藝術品質，大量復制自己的作品。

　　藝術品經紀人、沈學仁畫廊負責人徐永斌表示，隨著企業和各路資金的介入，不排除有的畫作是真正以高價成交，但拍場作價已是圈內心照不宣的規則。“書畫市場缺乏相對規范的評價標準，沒有規律可循的定價方法和規則，價格由書畫家或畫廊說了算。目前，國內沒有一個能夠真實反映書畫家作品成交價格的信息平臺，而大部分進入當代書畫市場的投資者也無標準可循，所以大量數據分析和價格走勢，成為他們參照的標準。”

　　他將拍場作價的原因歸結為以下幾點：商業的需求、攀比的心態、作勢的需要、價格由畫家自己定的需求，這些因素互相影響，促使當代書畫市場的作價之風愈演愈烈。“尤其是畫家的攀比心態，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活躍市場的作用，但誤導了書畫收藏家和投資者，將當代書畫市場變為一個投機和虛假數字市場，長此以往，當代書畫領域會變為有價無市的市場。”他說。

　　郭慶祥表示，助長畫家拍場作價的另一原因在于，當代書畫市場已經演變為一個投機市場，以價格衡量藝術價值成為判斷當代書畫的標準，各種價格指數、投資數據分析也助長了藝術家拍賣作價。“買家大多以逐利為主，藝術鑒賞能力不高，不了解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審美價值，只關注畫家的名頭或地位，而很少看中作品本身的價值，跟風投機，跟著市場走，造成作品價值與價格的背離，成為市場造假的跟風者。”齊建秋表示：“拍場作價獲利的不僅是畫家，還有拍賣公司。畫家樂意在一些具有知名度的拍賣公司作價，大拍賣公司的成交價格在市場上更具有可信度，拍賣公司也因此可以收取可觀的傭金。”

　　徐永斌也表示，二級市場確實水分比較大，主要表現在價格虛高、虛假成交嚴重，眾多二級市場經營機構活躍在當代書畫市場，畫家通過包裝、宣傳和市場經營，為個人造勢，結合代理人、畫廊、書畫投資者及投資機構，在拍賣場上自賣自買，進行市場運作，從數字上吸引眼球，產生名人效應和市場效應，隨之引來市場上的追捧者和跟隨者。

　　與處于書畫價格頂端的古代書畫和近現代書畫相比，當代書畫魚龍混雜，不確定因素太大。“尤其畫家、畫廊、拍賣公司聯手，將一些當代畫家的作品價位炒得太高，作品價格遠遠偏離其市場價位，等待買家的多半是陷阱，‘擊鼓傳花’的游戲一旦無人接手，拍場天價的神話自然也就破滅了。”劉忻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