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閱讀了封杰新出版的《京劇名宿訪談·續編》，不禁感嘆：“封杰真是個有心人。”

　　說他“有心”，因為他身為《中國京劇》雜志編輯部主任，工作繁忙。但他在完成第一本42位藝術家的采訪之后，很快又采訪到43位老藝術家，出版了《續編》。因為有志于此，他就可以見縫插針，忙里偷閑，借助組稿和戲曲活動，廣泛接觸老藝術家。這其中有聞名遐邇的大藝術家，也有鮮為人知甚至是被遺忘的角落，他能發掘鉤沉，補漏拾遺，把這些有意義的人和事，永久地記載入冊。一些久遠的歷史遺跡，是遠離四十五歲的封杰的閱歷和視野，可他每到一地便會明察暗訪，遍訪前賢，其用心之良苦，甚為可嘉。

　　全書占篇幅最大是京津滬的老演員、老鼓師、老琴師、老教師。如北京的杜近芳、趙燕俠、李世濟、譚元壽、馬長禮、張寶華、吳吟秋、茹紹荃、方榮慈、汪榮漢、錢榮順、羅榮貴、賡金群、姜鳳山、吳炳璋等；久占津門的董文華、徐鳴遠、王世霞；名滿上海的筱高雪樵、白玉艷、關松安、王玉璞、畢谷云。可以使我們了解到京劇在這些大都市中繁榮、活躍的生存狀態。同時我們通過江浙的趙麟童、宋長榮，湖北的王婉華、武正豪，福建的李幼斌等人，感受京劇在長江以南大碼頭中的演出風情。關外東三省的趙鳴華、馬鳴喆，塞外西北的王玉田、錢鳴業、吳榮喜，通過他們的講述，告訴我們京劇和偏遠地區人民群眾的相通相融。“延安李少春”王洪寶、“延安梅蘭芳”任均，使我們了解到在戰爭年代京劇發揮的宣傳鼓舞作用。遠在臺灣的李桐春、張慧鳴、王永春的講述，雖兩岸隔絕，但隔不斷的是京劇情懷。這些被采訪的藝術家，都會親切地談到自己學藝經過，像山東的雙翼翔，以他切身經歷給我們描述出了為學戲而巧設“棋局”。他們會講述富連成、榮春社、鳴春社、詠諷社、厲家班等科班的訓育和歷練。同時也有上世紀20年代出現的新型戲曲學校，如北京的中華戲曲專科學校，上海的上海戲曲學校、中華國劇學校等等，使我們看到學校新的教育觀念和新的教育措施。

　　這是一部口述史，每個人有獨特的經歷，每個人有獨特的見聞，都從個人角度，折射出一段歷史的風貌，反映出一段歷史的側面，諸事面面觀，使人多角度、多側面地理解“過去時”的那些事。信息密集，讀起來令人眼界層層拓展。

　　該書好像是京劇人的“勵志篇”，每個人的藝術生涯，都是一部艱苦奮斗史，他們一旦選擇了戲曲，就愛戲如命，從一而終，自找苦吃，即使骨斷筋殘也不離不棄。前輩的愛業、敬業的精神，拼搏、奮斗的毅力，對當代青年無疑是一部形象化教科書。該書又好像是京劇人的“道德篇”，講述的故事中充滿藝術家的道德情操，他們對國家講忠，對師輩講孝，對同行講義，塑造京劇人良好的道德人格，這種人格中充滿民族精神和傳統精神。書中記載，被譽為“四大須生”的譚富英和楊寶森兩大家，同演伍子胥故事，楊為《伍子胥》，譚為《鼎盛春秋》，楊先生以獨創精神大大地提升了該劇，譚先生便讓楊先生的學生武正豪帶話，說“我這出《鼎盛春秋》不唱了，他的《伍子胥》比我好”。沒想到一向溫文爾雅的楊先生聽到此話，卻對武正豪大發脾氣，“這樣的話你也能帶”。后來譚先生在電話中更加懇切地說“不要責怪正豪……我這出‘伍子胥’不如你，今后我不貼了”。在“同行是冤家”社會環境中，我們看到藝術家互敬互愛，英雄相惜。該書又像《中國京劇史》的輔助教材，以知名的人物，鮮活的事例，讓我們感受歷史的氛圍和人際關系。多年前，我曾質疑，像譚元壽、茹元俊二位先生，都是出身梨園名門，憑借家族的力量，完全可以“家學”成才，為什么還要送到“富連成”受科班之苦，他們和班主葉春善先生都是親戚，是不是會有特殊的照顧？但是在譚元壽先生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科班是一視同仁的嚴管、嚴教，一旦同學中犯了錯誤，要“打通堂”（如同“犯法連坐”），每人打五板子，譚元壽、茹元俊二位名門之后卻要打十板子，梨園子弟唯一的特殊是更加嚴格。從而看出當時的教育觀念，就是要后代吃得苦中苦，就是要嚴教出俊才，今天我們仰視譚富英、譚元壽的藝術高峰之際，更應該看到他們的根基是苦練、嚴訓。

　　我注意到在第一本《京劇名宿訪談》中的42名老藝術家，駕鶴西去的已然近半，《續編》中也有十幾位未見到該書出版就撒手人寰，使我們更感到這種采訪的緊迫感和使命感，更感到其意義深遠，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搶救。在《續編》中采訪的人員已開始出現新中國培養的一代，他們也都接近耄耋之年，如劉秀榮、朱秉謙、曲詠春、劉習中、鄭巖等人。隨著“天增歲月人增壽”，更感到此工作刻不容“停”。目前已走入不惑之年的封杰，正以個人之力把“續編”作為持續不斷的工程——“續編”不止。今欣聞封杰的第三本《京劇名宿訪談》又經商務印書館審定即將于2014年初面世。我在驚喜封杰“續編”動作之快的同時，我也希望他在必要時申報立項，擴大力量，做好這項具有歷史意義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