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爾摩，在無數文學大師站立過的地方，莫言用長長的時間回憶了自己的母親——一位隱忍、堅韌、慈悲的中國女性。“我的母親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訴說，就是對母親的訴說。”

　　他沒有宏闊地使用“母親”一詞的內涵。但也許，在這篇用漢語寫成的諾貝爾文學獎演講詞中，“母親”的出現本身就是一種豐富的征象。如同馬爾克斯當年的演講《拉丁美洲的孤獨》，川端康成的演講《我在美麗的日本》一樣，文化借助它們的作家向世界發聲。

　　莫言在演講中向美國作家威廉·福克納獻上敬意。福克納創造了“約克納帕塔法縣”，莫言也將“高密東北鄉”帶到了世界文學的中心。這兩個分屬于密西西比河岸和黃河河岸、相隔太平洋的“故鄉”，成了文學史上遙相呼應的經典。

　　細細聆聽這篇演講，能讀出一種耐人尋味的文化規律：每一次文化對話，都有激烈的碰撞和話語權爭奪，但在每一次碰撞和爭奪里，巨匠們又能穿越時空握手；沒有每一次的世界性文化融合，民族文化談不上確證自身的身份，但能彰顯其世界意義的，恰恰又是它的民族性特征。

　　在過去的100多年里，中國人對自身文化的反省，顯得比任何民族都艱難和糾結。與國家落后挨打的局面相伴隨，民族文化、倫理、語言都受到了深刻的檢討。這種檢討是中國在“千年未有大變局”面前所必須面對的文化涅槃，在“歷史變為世界歷史”面前所必須完成的角色轉型，只是其中的過猶不及和矯枉過正，也在我們對中西文化的判斷上，留下了思維方式的陰影。

　　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規模不小的中國知識群體站在了西方文化的視角上，將自己的文化視為“他者”，視為現代性中的“外來者”：可能美麗，但神秘、蒙昧、未開化、沒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立足之地。這種站在西方看東方的角度，不僅是文化的不公平：為中國文化強加了一套價值判斷標準；也是為歷史障目：不相信中國能走一條西方之外的“他選”之路，掩蓋了以民族文化為基點完成現代轉型的可能。

　　文明可能有此強彼弱的事實判斷，但不應有孰優孰劣的價值褒貶——這種寬闊的態度，恰恰是兼容并蓄的中國文化教給它的子民的。當公元4世紀初君士坦丁大帝頒布米蘭詔書、從此使基督教布道全歐洲的時候，中國正在經歷儒釋道文化融合的魏晉時代。“出世”與“入世”、“性空”與“無為”，通過魏晉玄學神奇地兼容于文明的宏大構架中，造就了中國文化千載相傳的基因。當西羅馬帝國滅亡、中世紀到來，歐洲進入漫長的經院哲學時代時，中國正處于文學藝術河漢燦爛的唐宋王朝，整個文化吸納和消化外來思想的胸襟與彈性，讓多元共存、和而不同成為民族文化獨有的特征。

　　這種獨特的價值和其中包含的文化交往倫理，正越來越為世界所關注。與20世紀初中國知識分子擁抱西方的熱情一樣，在對現代性的批判中，很多西方學者今天正力主透過東方回看西方，以中國文化倫理矯正、平衡西式思維。正如致力于比較哲學研究的美國學者安樂哲所言，“把個人納入關系結構的儒家哲學，很可能會革新我們對全球關系的認識，而中國未來在一定程度上會擔負起‘平天下’的責任”。

　　同樣，他的另一句話也提醒了我們在文化軟實力上應有的憂患意識：“（目前）中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惜中國文化對大多數人來說仍然是個謎。”在一個被學者們稱作“文化熱戰”的時代，制度、價值觀、文化的展現和輸出，與硬實力的提升幾乎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甚至成為“國際競爭”的真正內涵。“文化仍是個謎”的傳播效果，不僅不匹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現實，也深深辜負5000年的歷史文明。

　　從上個世紀末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就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而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其電影、廣告、文化產品模式幾乎劃定了全球的標準；1998年韓國在遭遇亞洲金融風暴之后，也提出了文化立國的策略，今天的“韓流”已經沖出了亞洲。不是只有中國的“孔子學院”遍布世界，英國的“英國文化協會”、德國的“歌德學院”、日本的“日語學習中心”都在努力向全球擴展。這些符號性的學校背后，是各民族文化向外拓展的巨大張力。

　　對于這場激烈的文化與價值競爭，中國應該是有分量的參與者。更重要的是，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應該為這種文化碰撞提供規則和方向。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一樣，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要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讓收藏在禁宮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中國文化在世界面前“活起來”，是自信也是自覺，是必然性也是應然性，是一種民族文化自我伸張的勢能，也是一份全球化時代的責任。

　　泰戈爾“穿過”英語世界回到了恒河岸邊，馬爾克斯“穿過”西方回到了亞馬孫河河畔，莫言也將世界文學的鏡像定格在了一個長滿紅高粱的中國鄉村。200年以來，很多有識之士漂洋過海，向西方文明尋找中國的答案；現在，讓我們穿過世界，回到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