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知名漢學家回到“故鄉(xiāng)”

“中國通”，通中外

    ·一代代漢學家譯介中國典籍、傳播中國文化，糾正了世界對中國的許多誤解

　　·中國文學走出去面對語言文化的天然隔閡，如何讓西方讀者接受是艱巨使命

　　·與國家斥巨資組織外譯“工程”相比，更有效的方式是靠西方漢學家來搞翻譯　　

　　12月3日，中國國家博物館迎來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們來自不同國家，幾乎每個人都有一個中文名字，相互交流時基本只講漢語，說起中國的歷史文化如數(shù)家珍。這群人就是海外中國學的學者，即“漢學家”。

　　由文化部主辦、中國藝術研究院和中外文化交流中心承辦的“漢學家與中外文化交流”座談會，是近年來規(guī)模最大的一次漢學家學術交流活動。其中21位知名漢學家來自17個國家，既有美俄德英日等傳統(tǒng)漢學研究強國，也有以色列、印度、土耳其、塞爾維亞等國，顯示出國際漢學研究正在向更多國家擴展。

　　漢學家是中國文獻翻譯主力軍，幫助世界破除成見、了解中國

　　文化部部長蔡武表示，漢學研究和漢學家在幫助西方和世界認識、了解中國，促進中外文化交流的過程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近400年來，一代代漢學家譯介中國典籍、傳播中國文化、塑造中國的世界形象，糾正了世界對于中國的許多誤解。

　　對此，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張西平表示認同。他說，西方專業(yè)漢學家在中國文化西傳的歷史過程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譯傳播方面，西方專業(yè)漢學家占據(jù)著主導地位。《論語》、《孟子》、《易經(jīng)》等最早都是由傳教士和漢學家翻譯到西方去的。

　　張西平舉例說，學者王爾敏《中國文獻西譯書目》一書共收錄譯者1219名，而西方漢學家占譯者總數(shù)的95.4﹪，西方專業(yè)漢學家的翻譯數(shù)量占大多數(shù)。“沒有這個群體的努力，西方文化思想界不可能像今天這樣了解中國文化的基本內容。”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校區(qū)副教授陶幽庭是中國美術史博士，最近出版了一部有關17世紀中國藝術史的專著。最令她感到自豪的是：“這本書質疑了一個在西方廣為流傳的觀念，即中國是一個復制勝于創(chuàng)造的國家。本書不僅有力證明了革新者與原創(chuàng)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從未缺席，還闡述了這種原創(chuàng)性被遮蔽的原因。這項研究破除了既有成見，有助于我們認識到，中國一直是一個擁有思想文化創(chuàng)新傳統(tǒng)的大國。”

　　海外漢學熱日趨升溫，目前的漢學系、孔子學院等尚難滿足需求

　　“奧斯曼帝國老皇宮收藏有1萬多件中國青花瓷。生活必需品像茶、饅頭、瓷器等都是通過古絲綢之路傳入了土耳其。”土耳其安卡拉德茲大學副教授、漢學家吉萊談起歷史頭頭是道，但吉萊更看重未來。“將來中國不僅僅在經(jīng)濟領域，也會在教育、文化層面開始更深刻地影響世界。中國特色的現(xiàn)代化模式也將翻天覆地地改變世界。”

　　吉萊介紹，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土耳其就成立了漢學系，但發(fā)展緩慢，滿足不了時代需要。目前土耳其全國僅有3所大學開設漢學系與中文系，孔子學院一共有3所。“雖然土耳其現(xiàn)在的漢語教學情況比起過去改善了許多，但是這遠遠不夠。從這個意義來講，中國國家漢辦的‘新漢學計劃’為培養(yǎng)新一代土耳其漢學家提供了一個好機會。”

　　印度新德里尼赫魯大學中國與東南亞研究中心教授狄伯杰說，隨著中國的崛起，現(xiàn)在印度的中國研究，包括學漢語都非常盛行。2009年印度議會通過了一個法案，規(guī)定在印度各邦建立一所中央大學，并在這些大學建立漢語以及中國問題研究所。“我們希望從中國邀請更多老師協(xié)助指導漢語教學工作。目前還存在不少問題，比如中文圖書及數(shù)據(jù)庫不足，獎學金數(shù)量很少。”

　　中國文學在海外銷量仍不理想，靠漢學家翻譯更容易爭取讀者

　　“中國當代作品譯介”、“世界文學中的中國文學”是本次座談會的中心議題之一，莫言、賈平凹、阿來、麥家等中國作家應邀出席。事實上，莫言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大多數(shù)都是由葛浩文等西方漢學家譯介到海外的，漢學家對于中國文學“走出去”起到了其他群體難以替代的作用。

　　正如塞爾維亞漢學家安娜·約萬諾維奇所言，莫言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后，塞爾維亞掀起了翻譯、閱讀莫言作品的熱潮，也帶動了該國讀者對中國更多通俗文學以及中國人當下生活方式的興趣。

　　“如果要翻譯研究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漢學家不僅應該懂漢語，還應該了解中國老百姓的生活，了解作家的心態(tài)，這樣翻譯才能夠生動傳神。”莫言舉例說，“翻譯賈平凹得懂考據(jù)，翻譯阿來得了解植物，翻譯麥家要熟二戰(zhàn)和密碼，翻譯我的東西比較簡單，懂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農業(yè)生產知識就可以了。”

　　不過，盡管中國作家的海外知名度有所提升，但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的銷量一直不理想。荷蘭漢學家、翻譯家蘇菲認為，這既有讀者認知和翻譯的問題，也有中國文學本身的問題。“荷蘭讀者對中國仍不熟悉，中國文學所描述的那個世界對他們過于陌生了。”

　　蘇州大學海外漢學研究中心主任季進認為，中國文學之所以在海外影響力不盡如人意，最大的原因還是語言文化的天然隔閡。中西文學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語言形式和敘事方式，決定了中西文學之間巨大的鴻溝。中國人看來十分優(yōu)美動人的篇章，也許在外國讀者眼中就會變成不知所云的“天書”。“因此，如何真正有效地讓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被西方讀者所接受，必然是一項艱巨的使命。”

　　在季進看來，與國家斥巨資組織各種典籍或經(jīng)典作品的外譯“工程”相比，更有效方式是靠國外專業(yè)翻譯家或漢學家來搞翻譯。“我國曾推出過‘熊貓叢書’，翻譯介紹了從古至今的數(shù)百部中國文學作品，但這套叢書中的絕大部分作品出版之后就悄無聲息，在西方并沒產生多大的影響。因此，中國當代文學的翻譯，更為有效的方式還是得靠以西方語言為母語的國外專業(yè)翻譯家或漢學家、代理人、出版社，由他們自主選擇、自主翻譯的作品，可能更容易獲得西方讀者的青睞。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更多的像葛浩文、杜博妮、藍詩玲、白睿文、羅鵬、杜邁可這樣的譯者。”

　　日本中央大學漢學家、翻譯家飯塚容則表示，無論時代怎樣變化，文學都永遠是溝通心靈、增進了解的上佳手段。“作為一個中國文學的翻譯工作者，我所能做的，就是挑選出中國當代文學的優(yōu)秀作品，把它們原原本本地翻譯介紹給日本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