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電影的院線制、電視劇和動漫作品的電視臺“購買播放制”而言，戲曲的演出市場機制特別是新編劇目的上演規則，比較來看還不夠規范，當然更談不上體面，許多劇團還陷入了自負盈虧、自生自滅乃至于多演多賠、少演少賠的惡性循環之怪圈。如何拓展戲曲新劇目的演出空間，已經成為橫亙在戲曲界前方一道繞不開的鴻溝。

　　大家知道，影視作品放映和推廣的本性之一就是“喜新厭舊”。再好的作品，當著首輪檔期過了之后，就不得不歸到老電影或者重播電視片的片庫中去，觀眾們永遠在對新出和將出的影視作品，抱有最為美好而充滿幾分神秘感的熱切期待。只有在戲曲演出領域內，人們基本上是抱著重復審美的心態，懷舊復古的感覺，多次重復觀看著代代相傳的傳統劇目。大家從總體上看對新劇目不抱太大的期望，這就造成了戲曲新劇目的沉寂，也使得戲曲觀眾觀演年齡段的中老年化成為常態，戲曲始終與青少年觀眾疏離得太遠太遠。因此，如果戲曲新劇目的創作、演出與推廣不能常態化和全國化的話，戲曲藝術還將與青少年觀眾漸行漸遠，還將滯后于時代發展和文化進步的基本趨勢。

　　老演老戲，老戲老演，老者老看，新戲不看，這一觀演怪現象的形成具備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還在于戲曲新劇目演出的空間太為有限，目前所普遍實行的著作權法和版權保護法，直接消弭了戲曲新劇目在全國范圍內移植、改編和易團易地再上演的可能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國務院令第359號）第二條稱：著作權法所稱作品，是指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內具有獨創性并能以某種有形形式復制的智力成果。第四條再次明確到：戲劇作品，是指話劇、歌劇、地方戲等供舞臺演出的作品。因此，一團一地的優秀新編劇目，除了特殊情形之外，其他地方的院團要想移植演出，就是侵權和違法的行為，就必須要承擔著極大的法律風險。

　　盡管文化主管部門曾經想過一些辦法，包括以地方或者國家文化部門的名義，購買一部分口碑較好的戲曲新劇目版權，以利于新劇目的移植推廣，但是迄今為止成效甚微。哪家院團都不會把法律當兒戲，敢到著作權法的銅墻鐵壁前撞得頭破血流。

　　可是戲曲藝術作為文化藝術產品中的一個方陣，其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好戲決不能由一個劇團和一個劇種風光獨占，好的劇目必須要成為全民所便于觀賞和共享的精神盛宴，這樣才有利于戲曲新劇目的推廣和傳播。

　　元雜劇和明清傳奇經典劇目的整體移植和演出，目前是戲曲藝術賴以支撐的基本寶庫。全國各地的諸多劇種，實際上所演出的許多大戲，從基本題材來源和大的框架來看，還是大體上較為趨同，但是演出的聲腔不一樣，演員的修煉不一樣，這就有了千姿百態的中國傳統戲曲藝術大市場。有的好戲，例如《貴妃醉酒》，正是因為漢劇也演，京劇也演，這才有了表演藝術的爭奇斗艷和風格迥異。類似《白蛇傳》這樣的劇目，已經成為全國大部分劇種和劇團都必須演出的民族藝術所能共享的經典劇目。

　　僅就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新劇目傳播而言，實際上已經擁有了若干成功的歷史經驗。福建作家陳仁鑒的《春草闖堂》，就曾經為全國許多劇團所移植演出，就連電影界也以《假婿乘龍》的名字予以改編上映。一個新的時代，需要新的喜劇，尤其需要有以丫鬟作為歌頌型和智慧型人物的新的典型。

　　得益于共和國領袖關于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推廣實事求是精神的倡導，一部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昆曲《十五貫》，從劇團移植到電影播放，使之成為全民性的必看劇目，并附帶使得昆曲藝術起死回生，成為大家公認的百戲之祖。劇中所包蘊的不拍腦袋的求實精神、不唯上的獨立意志，直到今天還在為人們所稱道。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期開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以八個“樣板戲”作為主體的新編現代戲，通過京劇藝術和各地劇種的移植上演，在聲腔藝術和表演藝術上確實有了較大的提高。撇開其中所包蘊著的某些不良政治傾向不表，樣板戲的確在審美取向上影響了幾代人，并且形成了八億人民八臺戲的戲劇文化史奇觀。

　　戲曲新劇目不能夠在各地得到廣泛的移植演出，這當然是戲曲界最大的悲哀。拿著名劇作家魏明倫來說，他的《潘金蓮》在《新華文摘》等報刊上全劇登載之后，包括臺灣京劇團在內的一些劇團都有著移植演出，這就使得該劇成為全民性的思想反思和精神解放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聲部。但是魏明倫的其他新劇目例如《巴山秀才》、《易膽大》和《變臉》等劇，無論其在川劇演出上如何具備地方特色和特殊情調，因為外地劇種都難于或者不能夠移植上演，這就形成了資源的獨占和好戲的浪費，在全國的觀眾群中還是缺乏應有的影響。

　　眾所周知，新時期以來最好的京劇新劇目之一，上海京劇院的《曹操與楊修》當然是首屈一指。可是該劇迄今為止不能夠在各地的京劇團和其他劇種的廣闊天地中所移植推廣，即便在上海京劇院，曹操的扮演者一直也還是以尚長榮先生作為唯一或者代表演員，這就極大地束縛了該劇表演的風格化和受眾接受空間。陽春白雪，和者蓋寡，曹操求賢若渴的悲哀，同樣也是京劇尋找新觀眾的凄涼。如果這一出好劇，能夠沖破院團和劇種的束縛，能夠到更加廣闊的市場中去游泳，這將是中國京劇和戲曲藝術的大幸。哪怕由北京京劇院和國家京劇院來改編上演，至少也將會在聲腔藝術的流派化上，特別在名段名曲的鍛造之上，將會有更進一步的提高。

　　當年京朝派所改編的《楊門女將》、《白蛇傳》等劇目，都是在全國京劇團和地方劇團的移植和改編中，獲得了更加旺盛和健全的藝術生命力。京劇大師張君秋先生的《望江亭》，不僅僅是關漢卿的佳作，更加直接地是吸取了川劇的諸多精華，這才有了張派又一經典劇目的樹立。甚至整個京劇的基本特色，就體現在“拿來主義”、為我所用、移植優化的動態過程中，這才能夠有容乃大，海納百川，漸顯王者之風范。

　　由此可見，戲曲新劇目、好劇目，乃天下之公器也，不同劇種可以演之，中外觀眾可以賞之，而絕不是某一團某一地的文化專利。也只有這樣，才能夠使得一個新編好劇目，成為全中國人民共享的精神食糧和文化珍品。束之高閣，唯我獨占，未必是最好的辦法，反而是閹割戲曲之生機、自掘戲曲之墳墓的笨招和昏招。

　　拓展戲曲新劇目的演出空間，就必須按照戲曲藝術全民化的基本規律辦事。政府出臺的版權法與著作法，對于文化事業而言，當然是一種有力的保護和支撐。可是這一法規在戲曲藝術領域內的實施，對于新劇目的推廣和提高來看，不啻是一場巨大的災難，這不符合戲曲藝術特別是戲曲新劇目世俗化、個性化和風格化的基本生態。此外，具備中國特色的由政府和劇協所舉辦的各種獎項，也使得戲曲新劇目成為一地一團的政績和專利，盡管這不是舉辦者的初衷。自然，對于戲曲新劇目的劇作家等人，各地各劇團在移植上演時，應該給予劇作家一定的版稅提成。但是好劇目通過移植改編后的全民共享和群體性關注，這應該是戲曲事業重振雄風、再創輝煌的新的契機。（本文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戲文系主任，北京市教學名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