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榆樹下的故事在繼續

——從下水泉村《村史》看城鎮化應尊重群眾情感

　　城鎮化進程中，除了“把農民連根拔起”之外，還有一個選項是：就地城鎮化。

　　愿遷，愿留？除了政府規劃，不妨再聽聽農民意見。

　　在舉辦過沈陽世園會的棋盤山腳下，在長眠著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福陵東邊，有一個美麗的村莊——下水泉村。如今，下水泉村只留下一株500多年的古榆樹，被一圈藍色的彩鋼板圍著，孤零零地站在高大的水泥攪拌機下，巨大的樹杈因為失去了支撐，無力地垂在地上。

孫培相和祝鐵硯再次來到古榆樹下。畢玉才攝

　　3月20日是春分，69歲的孫培相和67歲的祝鐵硯，擠過彩鋼的縫隙，踩著泥濘的道路，再一次來到古榆樹下，撫摸著古榆樹老人一樣皴裂的皮膚，眼睛潮濕。

　　在村子里住了一輩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從清初李姓人家遷入此地，下水泉村已有300多年歷史。

　　如今，家住實驗場小區的孫培相，在自己進城后新買的樓房里，向記者講述著村子動遷的經過，“動遷得特別快，2006年5月份通知，11月份整個村子就扒沒了。”

　　曾在沈陽市蘇家屯區做過區委副書記、于洪區做過副區長的李吉禎老人，是從《華商晨報》上看到的村莊動遷消息。“見報后，再也不能遲疑了，趕緊前去向生我養我的故鄉做一次告別。進村后，只見人們都在忙著，有的房子已經拆掉，許多人家已經搬走，想拜訪一些親朋老友，然而聽到的回答都是‘不認識’‘不知道’‘早搬走了’……唉，一聲嘆息：少小離家老大回，村容戶貌今已非。鄉音未改家園變，相問不知誰是誰。”

　　“老人不愛走，年輕人愿意。”祝鐵硯對記者說，“在村子里住了一輩子，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一磚一瓦都是故事。”

　　村子沒了，500多歲的古榆樹不能死

　　村子沒了，500多歲的古榆樹形單影只地站在斷壁殘垣之間。一天，一輛小貨車來到古榆樹邊，下來幾個小伙子，連刨帶拽，挖出古榆樹干枯的樹芯，裝車后一溜兒煙跑了。

　　這一幕，恰好被英達社區環衛女工趙大姐看見，趕緊通知了下水泉村的村民。“我們幾個老伙計，當即打車趕到現場。”孫培相跟記者邊說邊比劃，“榆樹芯被掏走，露出一個大窟窿；支撐樹的鐵棍被抽走，一根大杈無力地垂在地上。”

　　幾個人找當地派出所，找管委會，找林業派出所，找來找去沒有下文。老哥兒幾個無奈，找來了遼寧電視臺記者。記者帶來了沈陽市的園林專家李作文。專家參照沈陽福陵、新賓赫圖阿拉城的古榆，再結合這株古榆的“生命體征”，認定這株老榆樹的樹齡至少在500年以上，作為國家一級保護古樹，錄入《沈陽古樹志》。

　　有了專家鑒定，保護古榆就有了法律依據。孫培相、祝鐵硯、朱普群等老人，在記者幫助下，找到棋盤山管委會。管委會按照老人要求，在古榆樹被掏空的樹芯中灌上了水泥，四周砌上護臺。幾個人一有時間就到樹下看看，草多了，拔一拔；生蟲子了，打點藥。祝鐵硯說：“全村人跟古榆樹感情深著呢。逢年過節，村民們都要回村看看古榆，盡管村子已經不在了。平時，路過這里，時間再緊，也要折過來，到古榆下停一停。”

　　如果我們不去寫，歷史就是一部缺皮少頁的書

　　如今的下水泉村，除了古榆樹四周被藍色的彩鋼板圍了起來，里面立著一個高高的水泥攪拌機，其余地方并沒有開發。孫培相和祝鐵硯兩位老人，站在蒿草叢生的廢墟上，向記者指點著哪兒曾是自己的住宅，哪兒是自己的葡萄園。

　　“現在，人們還能找到自己的家，可是，再過10年、20年，人們還會記起下水泉么？”孫培相、周全民、祝鐵硯、祝普群、李春文、趙榮堂6位老人，越想越覺得難過，“不能讓這300多年歷史就這么輕易抹去，如果我們不去寫，下水泉就是一部缺皮少頁的書。”

　　6位老人重新拿起筆，進城下鄉，走東家串西家，燕子銜泥一樣收集村子的歷史。忙活兩個多月，寫成一本《下水泉村村史》，每人拿出300元，在沈陽農業大學印刷廠印刷成書，分發給分散在各處的鄉親。鄉親們看了，意猶未盡，說“你們寫得太簡單了。”于是又有了第二本書：《下水泉村的人和事》。

　　即便是對那些有“歷史污點”的人，《村史》里也不乏客觀的記述。黨員袁富倫，解放后一直擔任隊長、村支書，有一年天下大雨，糧倉進水，為防止糧食爛在倉里，私自決定，把糧食給鄉親們分了。后來因“瞞產私分”罪名被批判，上吊自殺。《村史》沒有回避，客觀再現。讀了《村史》，76歲的袁富倫女兒聲淚俱下。“沒有埋汰誰，也沒埋沒誰。”這是老人對這本書的由衷評價。

　　“水泉無限美，故鄉不復存。諸君苦琢字，更為后來人。”孫培相老人在《下水泉村史》里，用詩歌表達了6位老人的初衷。

　　“把農民連根拔起”是城鎮化，“就地城鎮化”也是城鎮化

　　離開古榆樹，路過中水泉村。同下水泉村一樣，中水泉村也已被夷為平地，只是在原來村址不遠處，管委會為村民蓋起了動遷樓。“下水泉和中水泉的大部分村民，都被安排在了這片樓里，其余零零散散的，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孫培相告訴記者，一些村民上樓后，依然保存著村里的生活習慣，擴邊展沿找塊地，開個荒，種點菜。

　　村民們割舍不下的，或許不僅僅是房子，是樹，更是這種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這種雞犬相聞、鄰里相伴的文化氛圍。

　　下水泉村的祝普群老人寫的一首《路遇故鄉人》，清晰表述了農民的這種情緒：“行路偶遇故鄉人，相對執手倍覺親。不言當年恩怨事，急問眾鄰遷何村。”

　　鄉村，不僅關系著物質文明的傳承，還關系著人們的心靈歸宿。既然土地能讓人心靈寧靜，那么，在城鎮化的進程中，除了“把農民連根拔起”的方式之外，又多了一個選項，那就是：就地城鎮化。

　　愿遷，愿留？除了政府規劃，不妨再聽聽農民意見。

　　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指出：“農村居民點遷建和村莊撤并，必須尊重農民意愿，經村民會議同意。不提倡、不鼓勵在城鎮規劃區外拆并村莊、建設大規模的農民集中居住區，不得強制農民搬遷和上樓居住。”或許深意也在于此。 （光明日報記者畢玉才 光明日報特約記者 劉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