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難寫的就是最簡單的歌曲”——我的歌曲創作與時代的印記

徐沛東（著名作曲家、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協分黨組書記）

宋祖英演唱徐沛東創作的歌曲《愛我中華》

　　◎“西北風”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也并不簡單，它是時代文化的標記，體現了人民的一種渴望。

　　◎歌曲創作絕對沒有那么簡單，不光是曲調優美就可以了，它一定得有思想性。當時有人說《籬笆墻的影子》是打破沉寂的先聲，具有啟蒙意義。

　　◎把最普通的話寫進老百姓心坎里，這才是高人。所以《常回家看看》為什么大家愛唱，因為它樸實而簡單。

　　現代歌曲創作的文明程度也就100多年的歷史，歌曲創作有著鮮明的歷史印記，與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聯。大家在回憶自己經歷過的某個時代的時候，往往首先就是音響記憶，音樂有著很強烈的記憶功能。現在拍電視劇，尤其是年代劇，導演大都很喜歡用當時的音樂、歌曲營造那個時代的氛圍，讓人快速進入一個情境里。“流行歌曲”，這個詞的出現也具有時代性，在上世紀70年代末，流行歌曲等于“流氓歌曲”，等于“靡靡之音”。于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出現了“通俗歌曲”這個詞。現在好多年輕人不知道為什么叫“通俗歌曲”，年紀大點的人可能了解，“通俗歌曲”其實就是流行歌曲，打一點擦邊球，就是因為流行音樂可能會被理解為不是太健康的歌曲，其實是一回事，現在又改回來了，還是叫流行歌曲，否則不能與國際接軌。這個時期的歌曲特點是，審美的多元化與創新形式的多樣化。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審美，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歌聲，這就是歌曲文化的特征。我本人就是在這個時代成長起來的。

　　【“西北風風源”】

　　我的創作是從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積累準備的，我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后，做過指揮、做過編配工作，寫過一些小歌。我真正接觸歌曲創作是1986年那場刮遍全國的“西北風”，我本人也算是那場風暴的風源之一。“西北風”為什么會出現？時代的需要。所以我們一直在思考，“西北風”的現象不是偶然的、也并不簡單，它是時代文化的標記，體現了人民的一種渴望。到了1988年，人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不再用糧票了，工資也有所提高，穿衣服也不是一個樣式一種顏色了，但是人們的精神依然是迷茫的，所以出現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這樣的歌曲，它很不簡單，它是來自內心深處的吶喊。

　　“西北風”不僅僅是指西北地域的歌曲，我的那首成名作《我熱戀的故鄉》就不是西北風格的歌曲，用的曲調是河北梆子，我把它時代化了，揉碎了，用我的理解去寫，節奏也是當時時髦的迪斯科“哦……哦……哦哦哦哦……”再說這首歌的詞，“我的故鄉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澀的井水……忙不完的黃土地、喝不完的苦井水”。以前誰敢這么寫、這么唱？都是高唱“我的故鄉是最美的地方”。所以只有改革開放，尤其是思想解放才可能有這樣的變化：首先要敢于正視自己的貧窮！然后出現了極大的反差，“故鄉，故鄉，親不夠的故鄉土，戀不夠的家鄉水，我要用真情和汗水”，隨后最精彩的黃金切割點出現了，“把你變成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也肥呀水也美呀，地肥水美……”如果倒退十年，不敢這么寫，人家會問“這也是歌曲嗎？”不可能出現這樣的歌曲。

　　這首歌很多人唱過，但是大家不太清楚，首唱其實是騰格爾，當時他剛畢業，來我家找我。那時兩家住一個單元，共用一個廚房一個廁所，我家是15平方米的小屋。那時他沒有胡子，還挺年輕的，用沙啞的嗓音唱著，我家鄰居是位上海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屋子也不太隔音，騰格爾一邊唱著，就聽著隔壁“咯咯咯”地笑著。后來我問奶奶笑什么，她說這歌就像她解放前聽上海街頭要飯的人唱的一樣。這也說明，不管是歌詞還是曲調都特別生活。因此，騰格爾在首體舉辦的“新星音樂會”上唱起這首歌，一舉成名，火了！這也說明歌曲創作離不開歌手的個性演繹，當時李谷一很紅，大家都是她那種唱法，忽然冒出來騰格爾這種特別“干燥”的聲音，讓人印象太深刻了。

　　【“農村作曲家”】

　　在《我熱戀的故鄉》之后，我還寫了《十五的月亮十六圓》等“西北風”歌曲，這之后有很多人找我寫歌。有一天，有位導演找到我，想讓我為一個電視劇寫主題曲，這個電視劇的名字叫《籬笆，女人和狗》。當時覺得這個名字特別怪，導演說希望我再刮刮“東北風”。我拿著本子仔細地看，內容是非常感人的，講的是改革開放初農村的故事。那時給電視劇寫歌還不是那么風靡，我找到詞作家張黎老師，希望寫一種“意識流”的感覺，當年已經有了《一無所有》《雪城》這樣的歌曲。張黎很快寫出了詞——《籬笆墻的影子》，立意很獨特，有一種深意在里面，寫完發表后影響很大。細細咀嚼歌詞，“星星還是那顆星星喲，月亮還是那個月亮，山也還是那座山喲，梁也還是那道梁。碾子是碾子，缸是缸喲，爹是爹來娘是娘。麻油燈呵還吱吱地響，點的還是那么丁點亮，哦，哦，只有那籬笆墻影子咋那么長……”，有人開玩笑說這說的都是廢話嘛，但是絕沒有那么簡單，我看這個詞特別有一種感受，雖然它表面說的都是一種現象，卻表達了一種大家都有卻都難以言說的感受，所以引起了共鳴。歌曲創作絕對沒有那么簡單，不光是曲調優美就可以了，它一定得有思想性。當時有人說這首歌曲是打破沉寂的先聲，具有啟蒙意義。

　　當時還寫了《苦樂年華》《苦籬笆》等等，立刻又火了。錄像帶、錄音帶賣瘋了，磁帶賣了1500萬盒，這在現在看來是天文數字。從我本人來講，我覺得精神的受益者是我，我精神上特別滿足。有一次我到云南采風，在邊境的山上，聽到遠遠的山坡上一個年輕女孩一邊放牛一邊唱著“我的故鄉并不美……”那聲音在大山中回蕩著，我的眼淚都要掉下來了，雖然那個聲音并不太優美，音準也不是很準，但是卻能立刻勾起我對過往歲月的一種懷戀，和我對寫歌的“癮”來，這就是一種精神滿足。

　　【“會歌專業戶”】

　　寫完這一系列歌曲之后，我后來又連續寫了好多農村題材電視劇的主題歌，那時很多人就把我歸到“農村作曲家”、“農民作曲家”的行列。不久后，北京亞運會要召開了，亞組委的人找到我，說：“我們征會歌征了一年了，你也不積極，一首都不投稿。”那我說，我試著寫寫吧，后來就寫了幾首，其中包括《亞洲雄風》。

　　其實《亞洲雄風》的成功，不在于創作技巧的成功，首先是整個大平臺造就的，火炬在全國傳遞時都在放這首歌，連大街上的小孩都會唱“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我們亞洲，樹都根連根；我們亞洲，云也手握手。”曲調、歌詞都簡單、好唱！另一個重要方面還是在于創新，我認為藝術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創新我也走不到今天。這個歌火了之后，除了知道韋唯、劉歡演唱外，大家也在關心這歌是誰寫的？說是徐沛東寫的。有人說，不可能，因為他們印象中我就是“農民作曲家”。后來知道了我也能寫運動會歌曲，就又有好多人找到我，讓我寫運動會歌曲。我寫過“青運會”、“農運會”、“城運會”會歌，我又成了“會歌專業戶”。

　　有一天，有位老同志找到我，說讓我寫個“民運會”會歌，我那時真是寫傷了，說能不再寫會歌了嗎？那位同志說，“我們征集了一年，實在沒有好作品。這樣，你寫了，就定下來，就是會歌了。”我說我試試吧，但不是會歌，就是一首歌曲。我找到喬羽老師，后來就創作出那首《愛我中華》。歌曲與運動會沒什么關系，只有一句“健兒奮起步伐”與運動會稍有些關聯，這一句足矣。“五十六個民族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種語言匯成一句話，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愛我中華”，情感非常真摯。

　　最后，我想告訴現在的創作者，千萬不要概念化、形式化，這樣創作不出好歌曲。我們回顧一百年的歌曲，包括抗戰時期那些激憤、昂揚的歌曲，都是發自內心的、無可比擬的，是一種民族的洪流。把最普通的話寫進老百姓心坎里，這才是高人。所以《常回家看看》為什么大家愛唱，因為它樸實而簡單。我也經常在反思自己，我現在的作品說實話越寫越復雜，其實想來最難寫的恰恰就是最簡單的歌曲。現在的整個歌曲創作環境空前繁榮，一年的歌曲創作也有三五十萬，能夠聽到錄成聲音、成型的也有十幾萬首，傳播的渠道也非常之廣，有電視，有廣播，有唱片，有網絡，但老百姓還是不滿足，說沒有好歌。我想我們真應該好好思考，從歷史中找經驗，如何把握住時代脈搏，使自己在這個時代中保持不斷創新，做一位“弄潮人”。

　　（本報記者張悅根據徐沛東在第三屆中國宜昌鋼琴節所作的《歌曲的創作回顧與思考》講座錄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