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張伯駒，相比嚴肅的集收藏鑒賞、書畫、詩詞、戲曲藝術研究、金融于一身的文化大家稱號，他的“民國四公子”之一的身份更為公眾所熟知。民國、公子之類，總令人聯想起如今“富二代”玩物喪志的群體而更有遐想空間，但此“公子”不僅在鑒藏、詩詞、書畫和戲曲理論方面獨領風騷，更對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承作出了極大貢獻。近日，由民革中央、民盟中央、中央文史研究館、中國藝術研究院、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中國收藏家協會、中華書局、吉林省博物院、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張伯駒潘素故居紀念館等發起的紀念張伯駒誕辰115周年首屆張伯駒論壇上，專家學者談及他傾盡千金收藏《平復帖》《張好好詩》《游春圖》《道服贊》等重要國寶又無償捐獻給國家的事跡，更令人感佩。

　　1927年，生父為眾議員、養父為鹽務總辦的張伯駒29歲，在那年他第一次收藏墨寶——康熙御筆“從碧山房”橫幅，從此收藏之癡一發不可收拾。“伯駒喜愛書畫，不惜變賣家產，以巨資收藏名貴真跡。他惟恐祖國歷代的古文物被商人盜賣于國外，讓我們的后代再到外國去學習國粹。如有關李白和杜甫的墨跡，都是由我出去借款收購。有人說他是個敗家子，反對他這樣做，而我就不惜一切來支持他。”張伯駒的夫人潘素生前如是說。

　　“1936年，父親從一位朋友那里得知，唐代畫家韓幹的《照夜白圖》被上海的古董商人買去，很可能將轉手海外。父親心急如焚，曾寫信給當時北平的負責人，希望留住《照夜白圖》，然而它最終流向了英國。由此父親又擔心起《平復帖》來，上世紀30年代初湖北賑災書畫展覽會上，他曾見過這件我國傳世最早的墨寶，相當長時間里被溥心畬先生收藏。其間，父親多次派人轉告溥先生，千萬不要讓《平復帖》再流往國外，如若轉讓，自己愿意收購。但當時要價太高，父親只好與其商議自己提前報到為第一預買人。1937年底，溥先生的母親去世急需用錢，《平復帖》終以4萬元讓出，成了父親的藏品。”張伯駒之女張傳彩說。

　　1941年，張伯駒剛出巷口，即被一幫強盜綁去，索價300萬元，不然“撕票”。不久，土匪告知張伯駒連日絕食，已昏迷不醒，但求潘素一見。“岳父將生命置之度外，卻悄悄關照岳母，寧死魔窟，決不許變賣所藏古代書畫贖身。”張伯駒的女婿樓宇棟說。張伯駒這一近乎瘋狂的舉動，以一種黑色幽默的方式結束，僵持了近8個月，土匪見敲詐無望，自動將贖身價降到了40萬元，經過潘素多方借貸，總算贖出了張伯駒。

　　張伯駒對《平復帖》愛若珍寶，1941年秋，他攜全家入秦，一路中為避免沿途檢查，將《平復帖》縫入衣被，雖經亂離跋涉，未嘗去身，可見用心之苦。

　　1946年，張伯駒從馬霽川手中購得1924年溥儀出宮時攜走的《游春圖》，更是經歷了種種曲折和艱險。“他開口竟要800兩黃金，顯然是在訛詐。父親雖稱得上家財萬貫，但購買名作太多，手中哪有這個數額的黃金，但又不能坐視奸商將國寶盜賣到國外，于是父親將情況報告給故宮博物院院長馬叔平，陳述此卷應收歸故宮，并建議院方致函古玩商會，不準此卷出境。但事隔不幾日，函告：故宮博物院因經費不足，無力收購。無奈，父親來到和平門外的琉璃廠，走進榮寶齋、一得閣、德古齋、慶云堂……每到一處便說：有一幅《游春圖》，此卷有關中華民族的歷史，萬萬不能出境。如果有誰為了多賺金子，把它轉手洋人，誰就是民族敗類、千古罪人。馬霽川見《游春圖》一事已經鬧得滿城風雨，他再轉手洋人亦很困難，于是同意降價讓于父親，以220兩黃金出售。”張傳彩回憶，為了籌措220兩黃金，張伯駒想到變賣自己的房子——李蓮英舊墅。不料，馬霽川又借口金子成色不好，追加20兩，萬般無奈，張伯駒讓潘素把首飾賣了，終于保住了《游春圖》。

　　一個月后，南京總統府秘書長張群打聽《游春圖》下落，并愿以500兩黃金入藏，被復函：張伯駒旨在收藏，貴賤不賣，恕君海涵。

　　此外，張伯駒還收藏過李白《上陽臺帖》、杜牧《張好好詩》卷、范仲淹《道服贊》卷、蔡襄自書詩冊、黃庭堅《諸上座帖》、趙孟頫《千字文》等。他還歷時13年，幫助故宮完成了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的收購。

　　“我一生所藏真跡，今日盡數捐獻國家。”1956年7月，張伯駒說了一句在他看來極其普通的話，將《平復帖》《張好好詩》《道服贊》等8件珍貴法書捐獻國家；而《游春圖》早在1952年就無償捐獻給了國家；1965年，他又將自己所剩的書畫收藏30多件捐獻給吉林省博物院。

　　張伯駒在收藏上有著千金散盡還復來的瀟灑，而在生活上卻并非一擲千金的公子哥。1982年初，黃永玉于北京西郊邂逅張伯駒，“某日余攜妻兒赴西郊莫斯科餐廳小作牙祭，忽見伯駒先生蹣跚而來，孤寂索寞，坐于小偏桌旁，餐至，紅菜湯一盆，面包四片，果醬小碟，黃油二小塊。先生緩慢從容品味。紅菜湯畢，小心取出小毛巾一方，將抹上果醬和黃油的四片面包細心裹就，提小包從人流中緩緩隱去。老人手中面包即為夫人（潘素）帶回。情深若是，發人哀思”。

　　黃永玉贊頌“富不驕，貧能安，臨危不懼，見辱不驚，雖然能喝此蹩腳紅菜湯，真大忍人也！”余叔巖、周汝昌等人都說，張伯駒和明代張岱相似——一樣的名門，一樣的才情，一樣的自負，更重要的，或許就如戲曲研究學者章詒和說的：“同樣是在物質與精神的享受中，充滿對文化的追求，并留下許多東西給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