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2013年的文藝理論批評常常會有一些針對文藝現狀的犀利發言，顯示出批評的力量和作用。比較突出的是《人民日報》組織的“警惕不良文化趨向”系列文章，和對余華的長篇小說新作《第七天》展開的爭鳴，等等。

　　《人民日報》專門開辟了“文化世象·警惕不良文化趨向”的欄目，先后組織了七篇文章，對各種不良文化現象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在其開欄的話中，編者說：“在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社會文化生活卻出現一些不良趨向，文化失范、道德失衡、心理失常成為時下人們議論的焦點，并引起有識之士的擔憂與思考。這些文化現象所來有自，亟須對之做出理性的梳理與分析……對當下最具代表性的9種不良社會文化現象進行集中分析與評論，以期為匡正時弊、推動社會文化健康發展貢獻一份力量。”這些文章分別對當下文化領域的閉門造車、以丑為尚、網絡暴力、政績工程、浮奢之風、技術崇拜、比壞心理、形式主義、價值迷失等9種不良文化趨向進行剖析與批評。文章不僅分析了它們產生的深層原因，而且揭示了它們對社會文化健康發展的遮蔽和破壞。文章發表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學界引發強烈共鳴，其中一些還成為人們熱烈討論的文化話題。如陶東風的文章以電視劇《甄嬛傳》作為比壞心理的個案進行了分析，認為“文藝作品中的以惡抗惡、以壞抗壞的主題并不是空穴來風，根本問題是現實社會存在鼓勵學壞的土壤或鼓勵作惡的環境”。“如果任由一些人這樣比下去，我們的社會，我們的道德只會越來越糟糕。要徹底改變這種犬儒主義的比壞風氣，必須在全社會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大力培育誠信文化。”該文發表后，不少報刊陸續發文參與討論，對比壞心理為什么充斥熒屏進行了反思。新浪網曾以“《甄嬛傳》比壞心理腐蝕社會道德？”為題進行調查，有9萬多網友參與，其中53.9%的網友認為影視作品要弘揚正氣，不贊成《甄嬛傳》鼓勵以惡制惡的價值觀。

　　余華的長篇小說新作《第七天》出版后，也引起了媒體的熱烈討論。《文學報》在“新批評”欄目中，先后發表了郜元寶的《不乏感動，不乏遺憾——評余華〈第七天〉》、石華鵬的《替余華〈第七天〉辯護》、曾于里的《徒有一個“荒誕”的空殼》、柳琴的《再談文學的“輕與重”》一組文章。《小說評論》在年末的一期編發了關于《第七天》的評論小輯。收有曹禧修的《〈第七天〉與魯迅文學傳統》、李蓉的《〈第七天〉：死亡的“詩意”》、徐勇的《死亡的辯證法及其他》等文章。這些文章涉及到小說結構、主題表達，以及如何處理現實和新聞資料等多方面的內容。

　　《光明日報》從2013年3月份起開辟“問診報告文學創作”的欄目，“對報告文學創作的‘短板’進行梳理與總結”，對報告文學創作的現狀同樣不乏尖銳的批評。王暉認為，“報告文學的創作質量下滑是個不爭的事實”，他具體指出了三方面的問題：史料化、商業化與粗糙化。丁曉原對正面報告文學的敘事進行了專門的分析，他認為相對于80年代問題報告文學的興盛，新世紀以來則是以謳歌為主的正面報告文學占據了主流，盡管謳歌也是報告文學應有的功能，但這類報告文學的創作卻缺乏優秀之作，他認為其“敘事的純化、物化和新聞化，是造成這類創作低值的重要原因”。對于報告文學的發展和突破，有些文章也提出了各自的建設性意見。如李運摶認為，應該強化報告文學的學術意識。他對報告文學的學術性作了具體的解釋，它“是以相關理論和相關知識來審視、分析實際問題”。丁曉平則提出一個報告文學的“場”的概念。他認為，“優秀的報告文學想要具有‘三量’——能量、動量和質量，就必須具備‘三場’——立場、現場和氣場。”

　　其二，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后，激發了文學批評界對于中國當代文學的評估和認識。這一趨勢在2013年得以延續，而且也使得討論由最初的帶有感情和以贊賞為主，逐漸轉向冷靜客觀，逐步把重心集中到莫言創作與中國經驗的思考與總結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則是由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在年底聯合主辦了“莫言：全球視野與本土經驗”學術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上，學者們更是集中于莫言創作的本土經驗與文學傳統的問題，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研討也體現了新的深度。如白燁認為，莫言的成長與中國當代文學的演變密切相關，以莫言的創作經驗與格局為參照，可以看出當代文學創作存在的優長與不足。陳曉明認為，如果回到八十年代文學新潮的節點上去看莫言的崛起，莫言恰恰是在現代派、拉美魔幻現實主義與本土性三者關系緊張的情況下，找到了屬于他自己的道路。張清華認為，莫言等人的創作證明：中國當代最優秀的作家都傳承了“五四”文學的主題，傳承了魯迅的主題。和魯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進步的，他甚至進一步強化了魯迅的某些觀念。莫言之所以是一個格局特別大的作家，是因為他的創作對20世紀的歷史作了整體清算，表現了外部政治力量（包括帝國主義、國民黨以及其他的社會強權和時代轉型）摧毀民間社會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莫言的寫作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人文主義的高度，它超越了一切政治的描寫，達到了一個用人文主義的眼光整合20世紀的歷史并且非常高遠、具有倫理性的高度。

　　其三，文學史觀的深化和革新也是文學理論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2013年出版的兩部文學史著作就是文學史觀深化結出的果實。一部是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該著作由錢理群、吳福輝、陳子善主編，匠心獨具地選取文學廣告作為文學史敘述的基本材料，采用編年體的結構模式、書話體的敘述方式，在文學生產與流通的交匯點上重新書寫中國現代文學的歷史，既有宏大的文學史視野，又細致入微地呈現歷史的微觀圖景與細部生態，力圖還原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原初景象和歷史脈絡，揭示出一個較以往更為闊大、豐富、復雜的文學史圖景，展現了文學史敘述的多種可能性。孫郁認為這部文學史的優長是“吸收了民間學者的書話語義，又堅持了學院派之根本，學理并未淹沒在史料中”。另一部是山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該著作由張健主編，北師大及多所高校的專家學者通力合作撰寫。這是一部嚴格按照中國當代文學年度紀事的方式撰寫的文學史，以具體、翔實的資料，客觀地呈現了中國當代文學60余年來的發展過程。陳曉明評價這部著作時說：“這部編年史并非對1949年以來的這60多年的歷史做簡單的羅列，而是經過審慎的取舍提煉、去蕪存菁。雖然只有10卷，讀來卻頗有歷史現場的親歷感，引人入勝。”

　　《河北學刊》2013年第1期刊發的一組討論重寫學術史的文章也值得重視。該編輯部認為，“學術史一直都在不斷地‘重寫’，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發展著的現實存在，每一個時代都會產生打上那個特定時代印記的學術史，每一位有思想、有責任的學者都會專注于融入個人思考和學術見地的學術史。由此可以說，‘重寫學術史’實則是一個常態化的學術現象。正因如此，其中的許多問題更值得深入研究和認真探討……學術既是一個國家思想文化的根基與核心，同時又是國運昌盛與否的象征。由此看來，加強中國學術史研究其實是具有重要政治意義的事情。”

　　第1期的四篇文章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重寫學術史的問題。其中王志清的《文學史排斥舊體詩賦是一種文化偏見》一文是關于重寫文學史的意見的。他認為，20世紀以來的傳統詩賦創作，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而被長期排除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主流敘述之外。文學史排斥舊體詩賦，乃是“五四”文化偏至思想的延續，是狹隘文學史觀的反映，也是文學史家自信缺失的精神恐懼。在“五四”時期，新舊文學的對立自有其緣由；但在21世紀的當下，文學史家仍然持現代與傳統、新與舊的二元對立認識，以直線進化論的思維來判斷文學的價值，形成了以新舊劃線、以語言的文言還是白話來取舍的文學史撰寫，則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作的悲哀。這種機械、片面、絕對的價值判斷，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誤讀和誤解，嚴重妨礙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出正確、全面、辯證的價值認定。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有：2013年《文藝報》開辟了“聚焦文學新力量——當代中國青年作家創作實力展”欄目，陸續對近50位“70后”、“80后”作家的創作進行評述，這些作家目前正活躍在創作前沿，具有較大的創作潛力，這個欄目不僅是對年青一代作家創作的系統性評價，而且也是讓批評真正“及物”的系列性批評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