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娘胎里就聽阿炳的《二泉映月》。過去無錫每家每戶都有廣播的小喇叭，無錫電臺每天的結束曲就是《二泉映月》。我一聽到《二泉映月》就知道該睡覺了。

　　音樂的魅力就在于此，是音樂精神對人心靈的撞擊，所產生的作用可能其他藝術形式難以達到，跨越了語言障礙，是心與心的溝通。

　　學二胡的人常常各走兩條道：一條路是追求技術，走得很遠，但是忽略了母語傳統音樂；另一條是完全排斥新創作的、移植的、技術性的作品，對傳統抱得很死。兩條腿缺哪一條都會瘸著腿，路只會越走越窄。我走中間這條路——陽光大道，沒有任何障礙。

　　今年著名二胡演奏家鄧建棟很忙，除了日常的演出外，他還忙于張羅阿炳誕辰120年的紀念活動，清明節前給阿炳掃墓、舉辦音樂會、出版《〈二泉映月〉阿炳與鄧建棟》CD……

　　不知演奏了多少遍

　　《二泉映月》

　　“為什么能聽著流淚，不是對他苦難的同情，而是被他感動，這兩種眼淚是不一樣的。”

　　《二泉映月》這首二胡名曲取名于無錫惠山腳下的天下第二泉——惠山泉，阿炳生于斯、死于斯，他的墓就在惠山腳下，墓前立了一座阿炳戴著氈帽拉著二胡的銅像。阿炳無兒無女，鄧建棟認為，自己身為無錫的二胡后輩，對于阿炳的紀念是責無旁貸的。他在過春節時就在想，自己在阿炳120周年誕辰時，能做點什么？“在清明節前，我們二胡人，應該為他掃掃墓。”于是，4月29日，他和著名二胡演奏家宋飛等一起在阿炳墓前搞了個簡單的紀念儀式，念了祭文。然后，在阿炳墓旁的二泉映月音樂廣場舉辦了一場露天的二胡音樂會。沒有組織，幾百名二胡愛好者們帶著自己的二胡自發地聚集過來。鄧建棟清楚地記得音樂會的最后一個曲子是《賽馬》，臺上臺下幾百把二胡同時奏起這首曲子，旋律回蕩在惠山腳下，圍繞在阿炳墓周圍。鄧建棟回憶時還很激動：“其他的城市估計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那個廣場是大家上惠山的必經之路，那天大概有一千人在聽我們的音樂會，效果很好，大家像瘋了一樣。一起拉二胡的業余愛好者中，絕大部分是老人和小孩。”

　　8月17日是阿炳的生日，鄧建棟與閔惠芬老師、朱昌耀老師等二胡名家以及江蘇民樂團一起在無錫大劇院的歌劇院辦了“二泉映月、世代流芳”紀念阿炳音樂會。“對家鄉有永遠抹不掉的情結，要通過手中的樂器回饋家鄉。”所以這場音樂會是免費對熱愛民族音樂的老百姓開放，同時還向無錫好人、勞模、殘疾人、兒童贈票。11月1日首發的《〈二泉映月〉阿炳與鄧建棟》CD共收錄了七首曲子，其中三首是阿炳唯一錄制二胡作品原音《二泉映月》《聽松》《寒春風曲》，其他四首是鄧建棟演奏作品，分別是劉文金指揮、與中國歌劇舞劇院民族管弦樂團協奏的《二泉映月》，彭家鵬指揮、與捷克國家交響樂團協奏的《二泉映月》，《聽松》以及鄧建棟向著名作曲家莫凡約寫根據阿炳身世新創作的《阿炳敘事曲》。

　　“有時候上臺不拉《二泉映月》都不行，觀眾不讓你下臺。”鄧建棟說，《二泉映月》已經成為了中國音樂的符號，也是中國的文化符號，他帶著這首曲子走遍了世界各地。而對他個人而言，與《二泉映月》的淵源很深。他開玩笑說：“我在娘胎里就聽阿炳的《二泉映月》。過去無錫每家每戶都有廣播的小喇叭，無錫電臺每天的結束曲就是《二泉映月》。我一聽到《二泉映月》就知道該睡覺了。”他上小學二年級已經開始演奏這首作品。他現在回想仍覺得有些奇怪，《二泉映月》那時還屬于“封資修”的東西，還沒有解禁，不知道當時為什么能演奏。“我在無錫最大的公園——錫惠公園里的音樂會上演奏的，‘文革’中專業文藝團體都已經停止演出了，一般的演出都是靠我們這些小孩。當時的演出有上萬人在看。我也不懂曲子是什么，只是懵懂地拉。”

　　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音樂對民族音樂的沖擊很大，要是演一些民族傳統曲目，臺下的觀眾會鼓倒掌。但是經過民樂界的不斷努力、不斷演出。現在只要是二胡演奏家上臺，問觀眾要聽什么，百分之百都是《二泉映月》。今年，上海國際藝術節無錫分會場開幕式演出上，鄧建棟與澳門中樂團、香港中樂團、新加坡華樂團、臺北市立“國樂團”的首席二胡一起演奏了六首民樂作品，其中就有《二泉映月》這首名曲。

　　現在的人們生活富足，離阿炳拉那種窮困潦倒的境況很遠了，人們還會喜歡《二泉映月》，與之產生共鳴嗎？鄧建棟坦言自己也曾有過這樣的擔心，尤其是到國外演出，外國觀眾與阿炳這樣一位生活在舊社會最底層的民間藝人，距離更遠，他們能聽懂這首曲子嗎？2008年，鄧建棟在維也納金色大廳演奏了這首曲子，他看到觀眾們含著眼淚，就明白他們聽懂了。“音樂的魅力就在于此，是音樂精神對人心靈的撞擊，所產生的作用可能其他藝術形式難以達到，跨越了語言障礙，是心與心的溝通。”他進一步闡述說，聽這首曲子，如果只是感覺到是一個民間藝人在沿街乞討要飯，是不夠準確的。應該寬泛地理解阿炳的精神世界，包括他人生的苦難：他生活在最底層，受盡了凌辱和欺負，同時，他有著對未來光明前景的憧憬和向往，他在追求美好。“你聽一下原版的唱片，聽得出來：他是盲人，作品中的光明是他想象中的光明。所以這樣的作品為什么能聽著流淚，不是對他苦難的同情，而是被他感動，這兩種眼淚是不一樣的。”

　　演奏現代作品

　　離不開傳統底蘊

　　“我不認為拉得快就是技巧。慢也是技巧、風格也是技巧。”

　　鄧建棟對傳統曲目演奏得心應手，因為他對傳統文化的浸淫很深。比如，1975年，他考入江蘇省戲曲學校學習，學了很多民間音樂：江南絲竹、二胡、打擊樂，除了錫劇，還學習京劇、昆曲、揚劇、淮海劇、滬劇、越劇；比如說，他過去的老師有不少是道士（他們精通道家音樂和各種樂器，阿炳也曾是道士）。“他們是在民間底層玩音樂的，他們有的根本不識譜子，有的不會換把，就在一個把位上拉。他們在一個把位上拉得這么好，得有多少技巧啊。我不認為拉得快就是技巧。慢也是技巧、風格也是技巧。我跟老師們學習，一起玩音樂簡直是一種享受，雖然我那時候很小，不太理解、不太懂得深奧的東西，有的是被迫接受的，但是現在想起來，我很幸運，沒有人能再有機會這樣學習了。”戲校畢業之后，鄧建棟在無錫市錫劇團工作了四年，拉了很多劇目。所以，他說他學的東西很雜，營養很豐富，對他的演奏和創作很有好處。

　　對于第九屆金鐘獎二胡比賽增加了傳統曲目和地方風格曲目的比例，鄧建棟解釋說，有一段時間，二胡發展有點偏，過多地重視技術，忽略了本土語言，二胡變成第二小提琴。

　　鄧建棟對二胡發展的理念是中庸之道。“學二胡的人常常各走兩條道：一條路是追求技術，走得很遠，但是忽略了母語傳統音樂；另一條是完全排斥新創作的、移植的、技術性的作品，對傳統抱得很死。兩條腿缺哪一條都會瘸著腿，路只會越走越窄。我走中間這條路——陽光大道，沒有任何障礙。”他擁抱傳統，也積極推動和演奏新作品，因而，在1988年，他就首演了技術難度在當時來說相當高的《第一二胡狂想曲》。也有人在研究他，為什么同一個作品，他拉起來好聽。鄧建棟認為，這是他之前學習的東西的自然流露。

　　對新創作的作品應該如何演奏，首演過不少大型作品的鄧建棟非常有體會。“如果只是炫技，就變成是練習曲而不是藝術作品，應把技術融入藝術創作中去，如果能把技術與藝術結合得天衣無縫的話，技術成為藝術本身的組成部分，就不會讓人感覺是在炫技。”鄧建棟對自己首演的作品如數家珍，比如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第二二胡狂想曲》《第三二胡狂想曲》，趙季平的《喬家大院》（組曲）。對于引入了西方作曲技法的《一狂》《二狂》《三狂》，有的人會認為不是特別好聽，節奏、結構比較散，技術又是這么難。但是他們在聽了鄧建棟對這些作品的演奏，仿佛聽到另一首新曲子一樣恍然大悟，“哦，原來應該是這樣的。”鄧建棟認為，這是因為他能抓住作品中傳統的韻味。

　　兩條腿走路讓鄧建棟對現代作品都能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強調音樂家要調動自己的想象力。例如，今年金鐘獎二胡比賽決賽曲目《藍色星球——地球》是非常現代的，他這樣描述自己對這首曲子的感受：地球是個大家庭，因而曲子融合了非洲音樂、日本音樂、韓國音樂、中國音樂，各種語言都在里面，地球快速運轉，你在俯視著地球各個地方、各個民族、各個部落。他說，曲子信息量很大、很多，表達了希望地球干凈、美好，沒有戰爭的愿望。

　　鄧建棟主要的身份是演奏家，近些年來，他也從事教學工作。但是他的教學與別人截然不同。去年，他收了幾個在音樂學院附中排名靠后的學生，不到一年的時間，學生們提高很快，有兩個還拿到“小金鐘”的銀獎。這一切都源于鄧建棟獨特的教學理念——之前這些孩子一個學期只學拉一首曲子，鄧建棟現在采取“平推”：傳統的、民間的、經典的、現代的曲目全教，讓孩子一學期拉五首、八首作品。他教學生的時候，可能每一遍都拉得不一樣。他說：“我的變是手法上的一些變。好的學生知道該學什么。”

　　他主張，學音樂的孩子要學好文化課。他說，文化修養差，學生很難理解作品中的內涵。要多看書，多讀書，包括西洋音樂、美術、電影。從江蘇調到北京后，他有意識地去看曲劇、京韻大鼓、邯鄲大鼓，為自己今后演奏北方特色曲目打下堅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