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陽小販夏俊峰在被執行死刑之后，關于這個家庭的風波仍未停息。有聲音稱夏俊峰之子新近出版的畫冊為“抄襲”，而臺灣畫家幾米方面也發布維權聲明；辯護者則認為，夏俊峰之子最多算是“臨摹”、“模仿”，和“抄襲”無關。

　　支持“抄襲論”者認為，夏俊峰之子的幾幅作品，在創意、構圖等方面，與幾米作品無異，一眼就能看出來是“抄襲”。而否認“抄襲論”者則堅稱，模仿是每個畫家的必經之路，且夏俊峰之子是孩子，“知名度”與幾米相差很遠，完全不在一個等量級，只能算是一個繪畫愛好者在向一位知名畫家“致敬”。

　　在技術派以理性依據不斷證明夏俊峰之子抄襲說成立而暫居輿論上風的時候，有網友貼出了幾米畫作與國外畫作的對比，認為幾米抄襲了馬蒂斯的《舞》、達利的《鐘》、宮崎駿的《龍貓》和喬治·修拉的《大碗島的星期日下午》，相似度超過60%。于是人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難題：如果認定夏俊峰之子的畫為抄襲，那么按照同樣的邏輯，幾米的畫也涉嫌抄襲。

　　這場輿論事件，其實可以剝離開來看，讓藝術的歸藝術、標準的歸標準、道德的歸道德。正是這些混雜在一起，才讓這件事情只剩爭論雙方的互相謾罵。單就繪畫層面的相似度看，夏俊峰之子與幾米，幾米與其他幾位國外名家，的確存在著雷同的狀況，這種雷同不分作者的身份、知名度，是一種事實的存在，這個事實是不容感性態度來左右的。但偏偏大家都在以感性的思維來衡量夏俊峰之子抄襲與否、幾米抄襲與否。

　　有人建議，讓法院來判定，讓冰冷的法律條文來說話。但法律介入藝術作品侵權，又是個啰嗦的事情，幾米方面選擇不走法院渠道來維權，也含蓄地透露了不愿意為此給孩子造成傷害的意思。事件就此落下帷幕，保護孩子成為一個大家都能接受的理由。《新京報》所發表的社論稱，“不要再讓成人世界的喧囂，攪擾這個愛畫畫的孩子的成長”，這句結束語，也可以當成整個事件的句號。

　　反思這起事件的起因與發展過程，夏俊峰之子畫冊的出版是一道檻。畫冊出版方是一家頗有名聲的公司，且畫冊的定價在常人看來是偏高的，由此落下了商業手段參與的“口實”。假若夏俊峰之子的畫沒有出版，沒有實現版稅方面的收益，幾米的維權自然無從談起，說到底也不過是一個孩子的臨摹而已。由此也可以認為，幾米方面在聲明中沒有明確提到夏俊峰之子的名字，是沒有把維權對象對準他，對準的是“商業出版”。

　　畫冊的出版與銷售，的確構成了其商業特征，但夏俊峰之子的畫冊，其公益屬性重于商業屬性。首先出版方表示了他們的公益傾向，如果出版方公布了畫冊出版的全部收支明細，畫冊的收益方向全部指向夏俊峰之子的話，那么出版畫冊的炒作一說便不攻自破。其次，購買這本畫冊的讀者，其購買動力主要是為了幫助和鼓勵孩子，其畫作質量高低、欣賞價值是無足輕重的。忽略畫冊出版的公益特征，而緊抓著出版本身的商業性不放，這不符合對出版行為的善意理解。即便畫冊出版有“謀利”嫌疑，但正如一位網友所說，“每個人都有消費自身苦難的權利”，旁觀者應予理解和同情。

　　美國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他那本《了不起的蓋茨比》開篇中寫道，“每當你想要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世上并不是所有人，都有你擁有的那些優勢”。在夏俊峰之子模仿還是抄襲無法認定的時候，這起輿論事件考驗的是人內心的良善，即能否用最大的善意，來對待那些無辜的人。無論怎樣，夏俊峰之子都是無辜的人，他不應承擔起因對夏俊峰事件有不同看法而導致的爭論結果，人們也不應直接把污水潑到孩子頭上。

　　夏俊峰之子的畫作本不應成為新聞，一個成熟的、擁有理解與愛的能力的社會，可以讓這個事件消弭于無形之中。現在它發酵到如此之大，令人心冷的同時也令人質疑：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我們對周邊人與事物近乎一致的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