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少兒出版一樣，少兒電影的質量和品位，直接影響3億兒童的文化素養和價值取向

　　一味地追求低幼化，“蹲下來說話”，導致國產少兒電影“姥姥不疼，舅舅不愛”

　　單純追求票房，導致進口少兒電影一放就是一個月，國產少兒電影卻大多數只能“一日游”

　　中國電影進入黃金機遇期，已為世人所矚目，自不待言。然而，一則調查結果讓我們警醒并深思。北京師范大學黃會林教授組織的一項“影視對未成年人影響”調查顯示，在針對北京8個城區25所中小學8至18歲少年兒童的問卷調查中，對中國電影中的國家形象和華人形象的認可率只有55%左右，相反，對美國電影中的美國形象認同度卻高達73%。美國電影憑借大投資、大制作、大明星在中國強勢出場，通過銀幕在青少年的頭腦中不斷地拷貝美國價值觀。相反，中國銀幕上的中國文化傳統和核心價值觀未能得到有力而強勢的體現。

　　中國14歲以下的少年兒童有3億之眾，面對如此龐大數量的孩子——祖國的未來、民族的未來，電影人有責任為他們提供優質電影作品。

　　近幾年國產少年兒童電影的產量平均每年有50部左右，動畫電影15部左右，而能進入影院讓孩子們看到的不超過10部。與此同時，好萊塢大片《功夫熊貓》系列、《瘋狂原始人》，可以說是橫掃同期國產電影市場。外國大片可在影院放映一個月左右，而國產少兒電影幸運的能有“幾日游”，大多數只是“一日游”、“一場游”。多數國產少兒電影，我們的孩子們難覓真容。可用兩句話概括中國少兒電影的生態景象：一是中國孩子吃外國“奶”長大，就要接受外國文化的潛移默化，對中國文化缺乏感情和認同；二是中國孩子吃國產劣質“奶”，營養失調，健康堪憂。

　　為什么會出現如此尷尬的文化境遇？首先要問，誰在掌控孩子們看電影？首先是中國影院的經理們，他們決定孩子們能看什么樣的電影，從而培養了孩子們的電影品位。影院經理的判斷標準是什么？多數是根據上座率，什么電影好賣上什么，急功近利忽視社會責任，這是由中國電影產業的生態大環境和文化產業的大環境決定的，影院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

　　誰在掌控孩子們看電影？還應追究到少兒電影制作者和創作者身上。從制作角度上看，少兒電影的制作費普遍投入很低，小成本，小制作，小打小鬧。很難請到有成就的編劇、導演和明星。少兒影片雖然數量上“繁榮”，但由于創作者們壓低成本，創作總體上粗疏、粗糙、缺乏想象力，孩子們不愿意看，成人更不愿意看。缺少扛鼎之作和引領之作，中國少兒電影公信力亟待提升。

　　中國少兒電影創作出現窘境，而且這種窘境還要延續較長時間，除了市場原因——缺少少兒電影流通渠道，還缺少少兒電影創作的穩定隊伍，甚至沒有國有少兒電影制作機構，就連曾經輝煌一時的中國兒童電影制片廠也不復存在了，令人惋惜。

　　出現這種創作窘境，就創作自身而言是因陷入創作誤區造成的。其誤區之一，是一味追求低幼化淺閱讀。誤以為少兒電影就是創作姿態低，把“我蹲下來對你說”當作少兒電影創作的正宗姿態，結果造成了少兒電影作品低幼化、淺薄化。既低估了孩子們的想象力，又排斥了成人觀眾群，造成少兒電影姥姥不疼舅舅不愛、誰都不喜歡的尷尬窘境。其實，優秀的少兒題材作品既針對少年兒童，又吸引成年人。更何況，在文化消費上，大多數孩子不是獨立消費群體，要靠成人引領，成人陪伴。電影《哈利·波特》的觀眾群覆蓋世界、長映不衰是文化奇觀，因為它營造了一個神奇的小孩與大人都喜歡的魔幻世界。《千與千尋》創作于日本發生金融泡沫之后，宮崎駿創造了千尋，讓她去尋找自己的生命力，最后告訴日本國民我們要找到自己的生命力。其中傳遞的思想，既是說給孩子們的，又是說給大人們的。伊朗大師阿巴斯的少兒電影作品，他的后繼者馬基德·馬基迪的作品，以及巴西的《中央車站》，法國的《放牛班的春天》，這些經典少兒電影既滋養了少年兒童，也啟迪與溫暖成人。

　　創作誤區之二，是重迎合輕引領。少兒題材電影創作注重少兒的觀賞興趣，注重他們的心理、情感和娛樂需求是必須的；但一味迎合，等于放棄了對孩子們的精神引領。一味強調“我的少年我做主”，一味張揚特立獨行自私自利，是失誤；熱衷于表現時尚，張揚物質主義、享樂主義，排斥理想精神，更是失誤。視崇高為過期美學，滿足于世俗欲望，傾心書寫小市民，讓英雄退位，讓市儈登場，讓欲望狂歡，這些創作傾向不利于塑造青少年正確人生觀和價值觀。少兒電影創作不能一切為了吸引眼球，一切為了追求票房。比迎合重要的是引領，要培養他們健康的欣賞趣味，培養他們向上向善的人生觀念和價值觀念。開啟心智重在引領，這是創作者的責任。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強則中國強，應該成為創作者和制作者的座右銘。

　　面對少兒電影文化窘境，政府主管部門應該進行宏觀調控。讓中國孩子能吃到中國優質“奶”——能看到國產優秀少兒電影，在市場環節采取各種扶助政策和監督政策，保證國產優秀少兒電影具有優勢排片比例；不能讓國產優秀電影有創作無出路。少兒電影的生態環境應綜合治理，中國少兒電影創作希望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