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正陽門下》正在熱播，里面說的就是我們和我們的哥哥姐姐們這一代的事。也就是說，我們就是在正陽門下長大的孩子們。

　　前門也是正陽門，往北就是天安門，政治中心。哥哥姐姐們戴著紅袖標見到了毛主席，那份喜悅回來和我們分享；國慶節他們手拿著紙花環，涂著紅臉蛋回來令我們羨慕。天安門只要有什么活動，大喇叭里放的音樂就在我們的院子里回蕩。那時，只要是毛主席發表最新指示，無論多晚我們都趕到學校集合，穿過正陽門圍著天安門游行，敲鑼打鼓地慶祝一番。夜里趕回家，第二天接著上課。

　　當時，我們也就上一二年級，夜里游行黑燈瞎火的，老師怕我們走丟，要求必須領著同排的同學。我們那時覺得游行慶祝最新指示發表是一件特鄭重的事，平時多調皮的學生也在這時表現得特好。我們班的孟繼謙是有名的“活猴”，上課時無論老師在與不在，他想唱《紅燈記》了，就唱上幾句。可夜里游行他不敢鬧，老老實實地和同學拉著手走。

　　我們班有個大腦炎后遺癥的女生，走路一瘸一拐的，誰都不愿和她拉手。沒想到，平時小動作極多、老讓老師監督的田瑞華，領著這女孩的手走在這游行的隊伍中。那不爭氣的女孩邊走還邊“掉”鞋帶，田瑞華不厭其煩地一次次彎下腰低頭給她系好。回去后，班主任邵老師一再表揚他，弄得平時一刻不拾閑兒的田瑞華還挺不好意思的，老實了一天不再有小動作了。看來，好孩子是夸出來的。后來，長大了他真的救死扶傷從了醫，成了藥學博士、同仁堂的總工。40多年后聚會再次提及“牽手”之事，他只是笑，不搭腔……

　　正陽門往東過了正義路、臺基廠就是崇文門，那兒也是我們這群孩子活動的范圍。那時，備戰備荒，時刻準備打仗，挖防空洞。我們跟著高年級的“脫磚坯”，磚坯不夠用了，老師就帶著我們去拆“明城墻”的磚，放學后每人必須拉三趟。我們腰里系上草繩拉著磚一邊走一邊說笑，覺得是在干最偉大的事業，因為修好防空洞就能抵御修正主義者的入侵。幾十年后大家再提這事充分地意識到我們是破壞者，是親手毀壞文物的“罪人”。

　　說“罪人”也冤枉，幾十斤重的城墻磚也不是我們這些小孩好玩的。后來，一班的劉金生透露，有一天，從崇文門拉著磚走到東八角小學一路他憋著泡屎，堅持著把磚送到了學校就直沖進公廁解決。出來時正和一老太太撞一下懷，老太太高聲大喊：“這小子，你怎么進女廁所呀！”嚇得劉金生撒腿就跑，一口氣跑回家，還看有沒有跟上來，唯恐把他當流氓抓起來……

　　上世紀70年代初，很多國家和我們建交，迎接外賓的任務就落在了我們前門地區好孩子的肩上。從迎賓前的教育和迎賓中，我們見識了中國的外交。令我們驕傲的是，經常能看到敬愛的周總理。他老人家總是和外賓站在汽車上和我們頻頻招手、微笑。有一次還和外賓走下汽車，從我們身邊走過，步行穿過天安門城樓。我們感到特幸福。

　　又是從迎接這些外賓的過程中我們知道了好多事，歡迎埃塞俄比亞海爾塞拉西一世皇帝、斯里蘭卡總理班達拉奈克夫人等等我們都在長安街的歡迎隊伍中。后來，美國總統尼克松、法國總統蓬皮杜來，都沒去迎接。而且我們知道對他們要“不卑不亢”。尼克松穿過我們的馬路去天壇參觀，路上沒有一個人，更沒有歡迎的隊伍。老師還告訴我們，遇到他們，盡量少說話、少笑臉，只是點點頭即可。

　　上中學了，我們學工、學商、歡送大哥哥大姐姐們上山下鄉也是在這正陽門、前門一帶。我們很堅定地向哥哥姐姐們表示：“你們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我們也一定會去廣闊天地鍛煉成長。”

　　那時的正陽門可以穿著走，尤其是夏天門洞里小風刮著，特涼快。我們經常三五結群地在那坐著聊天，高興的時候還唱起了歌。我們唱朝鮮電影《賣花姑娘》里的抒情歌曲，唯一表露女孩子柔美的情懷。

　　有一次我和潘丕林、魏桂萍路過紀念碑，特莊嚴地合影留念，現在看看，沒有絲毫女孩的溫柔之美。也是，那時候不講究這個，更沒有去吸引男孩子的心理。和班里的男同學都不說話，有事都是板著面孔特嚴肅地說完就走。有誰要是在路上和我們搭訕，我們都一概不理，誰要是說：“你真好看。”回絕的準是一句話：“臭流氓！”

　　最令我們難忘的“四五”運動，我和鄧淑芬、黃麗、王艷華幾個女生，穿梭在紀念碑一片白色的花海之中，聆聽著人們情緒高昂地朗誦詩歌。當我們跟著人群到了廣場東南角的小紅樓附近，看到有驅散人群的人們簇擁而來，我們翻過欄桿準備穿小胡同回家。回頭望去個子很小的鄧淑芬被攔在那里翻不出來，我們飛跑回去，黃麗不顧滿褲腳的臟泥硬是把鄧淑芬給拽了出來一起回了家。路上說好，誰也不許和家長、老師說我們今天發生的事。坐在家里吃著晚飯，我聽到大喇叭里還在高聲喊著：“請革命群眾馬上撤離天安門廣場！”

　　粉碎“四人幫”后，“天安門政治事件”徹底平反了，鄧淑芬拿來了一本《天安門詩抄》，看著里面熟悉的詩篇我們幾個人回味無窮！記得我們跟著游行隊伍上街慶祝粉碎“四人幫”，現在想想，那是最后的一次參加游行了，以后在正陽門下過的都是心平氣和的日子，高考、上班、戀愛、結婚、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