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光緒元寶龍洋圖案

湖北光緒元寶龍洋圖案

　　眼前這兩枚清代銀元，看其背后的蟠龍猶如“兄弟倆”，左邊的是兄長“廣東省造光緒元寶”（1890年5月開鑄），右面的是其弟“湖北省造光緒元寶”（1895年5月開鑄）。為什么會如此說呢？因為鑄造這兩枚銀幣的正是同一個人——張之洞。由此，其圖案相近也就不足為奇了。

　　說起來這一切還要源自一個人和他辦的一件事，但事情的結果卻改變了張之洞的人生軌跡和整個國家的歷史命運。這個人就是同屬洋務派領袖人物的李鴻章，這件事就是1889年朝廷圍繞“中國是否修建鐵路”的全國督撫大討論。

　　清末因我國煤炭開采與運輸的窘境，北洋大臣李鴻章曾多次上奏朝廷，希望“效仿西法”開采煤礦，以解決進口煤炭價格高昂和易受洋人挾制之弊病，但清廷并不上心，直到1874年日本入侵臺灣。隨著時局吃緊，清廷高層意識到加強海防的重要性，才允許“試辦開采煤鐵事宜”。直隸境內的開平煤礦是大清國自強的重點項目，它不僅是我國航運企業的命脈，更關系到北洋艦隊乃至整個國防的安危。1881年開平煤礦出煤，產量甚佳。但新問題又出來了：運不出去。有識之士敏感地意識到：修建鐵路勢在必行。

　　由于有了1878年吳淞鐵路被強拆的慘痛經驗，李鴻章向朝廷報告謊稱為了運煤他修建的是“快速馬路”，但是實際卻在1881年6月于這條“馬路”上釘入了中國鐵路的第一顆道釘。為了能保護好這條來之不易的鐵路并加以延長，1887年3月的一天，李鴻章借護送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掃墓之機，稱一位洋商要報效太后的恩典，愿在頤和園內修建一條觀光用的小鐵路。其實，這個所謂的“洋商”，就是李鴻章本人。

　　讓人稱奇的是，被后人描繪成昏庸守舊、貪婪兇殘的慈禧太后，居然毫不遲疑地將這個“在大內之地修建鐵路”的燙手山芋接了過去，還欣然命令立即動工。次年5月，頤和園鐵路落成通車。同年，李鴻章又開始修建“紫光閣鐵路”，中南海的這條鐵路大大擴寬了慈禧太后的活動范圍，體會到鐵路帶來的愜意，她可能也不自覺地逐步改變了對這種新興交通工具的看法。李鴻章趁熱打鐵，又向慈禧太后提出修建從天津到京師通州的津通鐵路，很快得到了慈禧太后“依議”的“朱批”。話說“每朵烏云都鑲著銀邊”，李鴻章的天空才露出一絲亮閃閃的銀邊，他的烏云也緊跟著來了。1889年1月勘路工作順利完成，然而修路之事突然發生變故，津通鐵路的籌建工作全部停止。

　　其原因何在呢？就在慈禧太后批準修建津通鐵路的第四天，以帝師翁同龢、大學士恩承為首的大量中樞要員聯名反對修建鐵路。由于遭到朝廷中樞的高壓彈劾，慈禧太后于是下令“海軍衙門和軍機處妥議”。同時慈禧太后傳諭李鴻章，令其寫個折子，對所列罪名給出個合理解釋。李鴻章在奏折中認真駁斥了被指責的問題，同時還在《議復疏》的折子上向慈禧太后提出一條建議：可否請朝廷將我的奏折和反對建津通鐵路的奏折一并發給各地方督撫，請他們也對這事發表發表意見。

　　但結果除了劉銘傳（臺灣第一任巡撫）認同他修建津通鐵路外，其他督撫卻并未做出太多表態。而最后一份奏折是兩廣總督張之洞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別開生面，異曲同工”（恭親王評語）的提議，一下子成為這場大討論的轉折點。反對修路的人突然發現，在熱鬧的線路之爭上，自己突然被邊緣化了。

　　張之洞的奏折有什么魔力，竟能令鐵板一塊的中樞大臣們大為激賞，同時還得到恭親王的肯定？這源自于他在政治上的宏大視野和靈敏嗅覺。張之洞的復奏超越了所有爭論中的各方，他將“促民生，爭利權”作為鐵路建設發展的首要戰略目標，巧妙回避了能否修建鐵路的問題。他首先反對修建津通鐵路，提出修盧漢鐵路是打通南北方的交通命脈，且是在內地修建，沒有洋人從天津長驅直入進入京畿重地的威脅。張之洞跳出李鴻章“國防核心論”的框架，從更高的國家戰略層面闡述了國家建設鐵路的初衷。不久后，光緒皇帝頒布上諭，采納張之洞在復奏折中提出的建議，緩建津通鐵路，宣布修建盧漢鐵路。這是光緒以大清皇帝名義作出的第一個重要決策，也是鐵路興廢之爭的終結，中國鐵路建設從此合法化。

　　朝廷本意想李鴻章、張之洞二人聯手修路。當時中國并沒有鐵道部，負責鐵路建設的主管單位是李鴻章掌管的海軍衙門。張之洞遠在廣州做官，離盧溝橋有四千五百里，就算離漢口也有兩千里地。自己出力，別人得名，李鴻章豈能愿意干這種事，面對這樣的結果只得感慨道：“鴻章老矣，報國之日短矣！”況且他夙愿難償，又被無端扣了帽子，此時索性以“年衰力辱”為由要求退出，逼著書生張之洞親自來挑修路的重擔。

　　1889年12月，滿懷修路雄心的張之洞卸任兩廣總督，出任湖廣總督。上任伊始面對新環境，張之洞只好重打鑼鼓另開張，在湖北、湖南的廣闊土地上大搞經濟建設，為將要由他親手修建的盧漢鐵路做前期金融融資準備、工業準備和人才儲備。然而他首先面對的仍然是老問題：通貨不暢、金融體系混亂。要創造和諧穩定的金融投資環境，擁有規范的貨幣支付體系顯得尤為重要，作為整個經濟流通與社會發展血液的貨幣與廣東先前的情況一樣雜亂無章。湖北境內流通的貨幣有銀兩、外國銀元和制錢。制錢體重值低；銀兩成色復雜，稱量使用；外國銀元種類繁多，圖案迥異。這種多元的、相互換算困難的貨幣制度，與突飛猛進的商品交易，特別是與日益增多的進出口貿易不相適應。由于商品流傳額增加，造成貨幣短缺。為了解決銀錢不夠用的錢荒、銀荒問題，他上奏朝廷，希望借鑒“廣東模式”在湖北也開鑄銀元。得到允許后，他將武昌閱馬廠原守備署改為廠房，從德國進口造幣機器。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湖北銀元局正式開鑄。張之洞終于看到自己付之心血的銀元下線了，同時湖北成為中國第二個正式設廠生產“龍洋”的省份。由于湖北龍洋做工精美，銀質上乘，很快就“風靡全國”。

　　湖北龍洋的順利推廣為創造良好的金融投資環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憑借便捷的交通，在短短的時間內，漢口的城區面積從11.2平方公里擴展到28平方公里，大量的茅草屋都變身商店市場。漢口輕松超越天津和廣州，成為繼上海之后的全國第二大商埠、工業重鎮和金融中心，奠定了武漢在近代史上的地位，與此同時，這也使許多重要的鐵路無法繞開武漢。一枚銀幣、一條鐵路，背后承載的都是一代人的強國之夢。（梁旭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