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上海圖書館邀請我去做講座，講座題目是“考古不是挖寶”，他們還在大門口張貼了海報。我去做講座時路過，正巧一個老師傅模樣的人在看那海報，只聽他自言自語道：“考古不是挖寶？——那考古就是挖墓！”站在一旁的我只聽得“噗”地一聲笑了。

　　可見，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考古挖墓是個常事。然而實際上，考古在很多情況下是不挖墓的，甚至有時即便挖到了墓，還要把墓回埋起來。這是何道理呢？

　　位于陜西乾縣的乾陵合葬了唐高宗和武則天，是中國唯一的一座下葬了兩位皇帝的陵墓。這兩位皇帝當朝時唐朝正逢全盛時期，墓葬規模宏大，去世后的隨葬也都豐富異常。相傳唐高宗臨死前留下遺言，要把生前所喜愛的字畫埋進墓內，包括大書法家王羲之的《蘭亭序》。郭沫若曾說墓中可能還有武則天的畫像和詩集手跡，如果打開它，那一定會發現“石破天驚”的奇珍異寶。千百年來，乾陵對人間的誘惑巨大，引得無數盜墓者對它垂涎欲滴。可不論他們怎么滿山遍地、開山炸石地尋找，就是找不到墓道口。哪知到了1958年，幾位農民炸石修路，卻意外發現了乾陵入口。考古學家聞訊而來，進行了勘探，發現墓道入口保存較好，推測陵墓沒有被盜過。

　　千百年來找不到的墓葬入口，一朝現世，挖還是不挖？這一問題擺在了考古學家們面前。最初，陜西省有關方面成立了“乾陵發掘委員會”，擬擇機打開乾陵地宮大門。可開啟帝王陵墓畢竟是個大事，省里有沒有決定的權力？于是陜西省派各文化部門負責人等組成5人小組，到北京向文化部請示匯報。文化部又上報到國務院周恩來總理處。周恩來總理沒有直接表態，而是請陜西來的同志先去看看正在挖掘整理的明十三陵的定陵。

　　定陵是明朝萬歷皇帝朱翊鈞的陵寢，1956年起，考古人員也是從找到的墓道口進去，打開了封墓的金剛墻進入定陵地宮的。可發掘的結果非常不盡如人意，大批的絕世珍品，因科技保護水平有限，變質的變質，變色的變色，結果令人扼腕痛惜。顯然，周恩來總理讓陜西來京報批的同志去參觀定陵是有用意的！陜西的同志看到這一幕，心中也都明白了周總理的用意。于是乾陵挖掘工作暫時中止，墓道口也都回填起來。就這樣，半個多世紀過去了，迄今再未挖過乾陵。

　　像中國這樣明明挖到了陵墓卻不再續挖，而是保護起來的例子，在國外也有，比如日本的仁德天皇陵。仁德天皇據說是日本歷史上頗有作為的一位天皇，公元四五世紀之交前后在位。有日本正史之稱的《日本書紀》上說，這座陵墓于仁德天皇六十七年開始修建，20年后仁德天皇去世用于下葬，隨葬用的明器不下2萬件。陵墓前方后圓，由3條圍壕相繞，占地面積約達令人吃驚的46萬平方米，不但是約25萬平方米的秦始皇陵的一倍，更是遠大于5萬多平方米的埃及胡夫金字塔。于是成為與胡夫金字塔、秦始皇陵并稱的世界三大陵墓之一。

　　天皇陵寢作為不可褻瀆的禁地，從1850年前后開始，100多年來一直得到日本各級政府的嚴格保護，不但學術性的考察現場不被允許，就是考古人員也不能隨便到里面做調查和發掘工作。像1872年墳丘的方形部分坍塌，露出了橫穴式石室，內有石棺，棺外有鎏金銅甲胄、刀、玻璃器等，但為了保護皇家圣物，只是繪制了一些器物圖后，馬上又把它們都回埋了進去。

　　不僅帝王陵墓回埋，一般墓葬也有回埋的案例。2006年上海修建9號線地鐵，施工中在沿線發現了一個明代雙人墓穴。但上海考古部門初步清理后未進一步挖掘，反將尸體棺木等再次回埋了——為什么要這么做呢？

　　一是上海明墓數量很多。從上世紀50年代起，同類墓葬已發掘清理了400多個，不足為奇。這次工程施工偶然挖到的明墓，實屬一般性的普通墓葬，與以前發掘的墓葬相比，最多是又增加了數量，對目前的研究并無特殊價值。

　　二是遺體保護難于遺物保存。其一，尸體類文物的收藏成本不但高于一般的玉石文物，還遠高于醫學院的人體教學標本。其二，更重要的是遺體是有機質文物，不像無機質的金銀珠寶，保護難度相當大。當年北京定陵挖出的帝王遺骨和長沙的馬王堆女尸，都有過苦于收藏和難以保護的教訓，即便像秦俑坑那樣的土質遺址還出過48種霉菌。上海明墓出土女尸在沒開棺前臉呈白色，開棺后臉色迅速變黑，又是一個人為導致變質的實例，說明以現有的保護能力，我們實在還做不到讓出土文物不發生變化。與其不能完全原樣保護，還不如還原于地下環境，留待未來保護技術實現突破時再挖，才是最有遠見的保護，這早已成為國內外不主動挖帝王陵墓，甚至普通墓葬的“潛規則”了。

　　三是要為子孫而考古。長期以來，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以為上海是無古可考的地方，甚至還說上海市區是從一個近代小漁村發展起來的近現代殖民地城市。其實考古發現早已推翻了這個舊有的思維定勢，這次挖出的明墓，就是一個實證。但是因此就要把上海地下的重要文物古跡都挖出來，還是把重要的發掘留給未來的考古學家呢？這不僅是現有保護技術存在不足的問題，還有我們的研究能力也存在局限性的緣故。像上海發現的明墓，既無墓碑，又無墓志銘，身份也無法確定，兩具并排女尸的相互關系也不是一時能解。這都令考古學家越來越感到，墓葬中的古代信息不是我們挖出來后便能一一破解的。所以，相信后人的解讀能力超過先人，不但是我們必須承認的客觀規律，還是對我們能否正確認知自己時代局限性的嚴格考量。

　　四是為子孫保留現在，為未來保存過去。上海成陸歷史是逐步由西向東的過程，在浦東和虹口等滬東滬北區域，雖也曾出土過唐宋時代的遺物，但總的看上海古代遺存分布，是西南部早而多，東北部晚而少。這次發現明墓的肇家浜路和徐家匯路沿線一帶，雖說屬于市區西南部，并且常見古墓甚至墓群，但若比起青浦和松江等更西部的可早至漢代和史前的文物藏量，畢竟是小巫見大巫，小馬配大車了。上海市區考古資源有限，上海文博部門回埋普通明墓，看似小事，卻實在是珍惜市區有限考古資源的重要舉措。

　　無論是從文物保護的角度，還是從考古倫理所涉及到的文化世俗傳統方面，近些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古墓不再被一味地發掘，哪怕是以科學考古的名義。挖到古墓要回埋，挖到遺跡也要回埋，也不僅是上面提到的幾例。比如，就在上海明墓回埋之后，上海還先后回埋過上海北外灘建筑工地發現的明代古墓群，上海世博會浦西展館建設工地發現的清代古墓葬等；北京也曾將拓印完畢的遼金石經，重新歸藏地穴。浙江寧波1995年在象山灘涂上發現的一艘近700年的明初海船，不但是寧波目前發現的最大古船，在國內也少見。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寧波文物考古所所長、現任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長的褚曉波說：“大型古船在水里埋藏了幾百年，出土后含水量極高，一旦與空氣接觸或經太陽暴曬，水分蒸發后很容易造成木質開裂。這艘古船長23米，修復后可達26米，但由于當時保護手段、存放條件都非常有限，所以只好把它重新回埋到水下。”

　　挖墓回埋，這個過去我們很少聽說過的考古新名詞，正在成為考古人員運用越來越多的作業方式。不愧對祖先，不留憾子孫，能不挖盡量不挖，能保護就不斷保護，無不展示著考古學家的公共職責、文化追求和歷史情懷。

　　（作者系復旦大學文博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