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誦與做文章，有著怎樣的關系，古代的文章大家，沒有留下多少記載。現代文學史上的好多名家，卻留下了這方面的記錄，可以說少小時，他們大都經過這方面的嚴格訓練。

　　胡適在《四十自述》里說：“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得很熟。”書里，還開列了他小時候“誦讀”過的十三種古書，除了《論語》、《孟子》，還有《書經》、《易經》、《禮記》等。

　　胡適只說了誦讀過什么，魯迅卻說了是怎么讀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寫道：“大家放開喉嚨讀一陣書，真是人聲鼎沸。有念‘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齒缺曰狗竇大開’的，有念‘上九潛龍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錯厥貢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書。后來，我們的聲音便低下去，靜下去了，只有他還大聲朗讀著：‘鐵如意，指揮倜儻，一座皆驚呢；金叵羅，顛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徐志摩在《雨后虹》一文里，也說過他小時候怎樣誦讀，跟魯迅所記的情形有相似之處：“我記得兒時在家塾中讀書……可憐的‘讀書官官’們，還是照常臨帖習字，高喊著‘黃鳥黃鳥’，‘不亦說乎’……先生亦還是照常抽他的大煙，哼他的‘清平樂府’。”

　　從魯迅與徐志摩的文章里能看出，他倆都是大聲朗讀。再就是，他們念書時，他們的先生也同樣在念書。魯迅的文章里，將先生朗讀的聲調也寫出來了：“……呢……噫……嗬”。先生的聲調，也正是學生的聲調。

　　我上小學的時候，早自習朗讀，也是帶聲調的。要領是，在字詞間加一個或兩三個不等的嗯，嗯的多少與長短，便構成了朗讀的調子。若是老師讓背書，某個地方卡住了，會一連幾個嗯嗯的嗯下去。奇怪的是，嗯上幾下，忘了的多半會想起來。

　　這就是吟誦跟做文章的關系了。

　　文章是有調子的，吟誦得多了，背誦得多了，就自然容易掌握文章的調子，寫起文章來就順暢了。這句下來，就自然知道下一句該怎么寫。不這么寫，就覺得不順，覺得拗口。人們說，好的文章，有種韻律美，就是這個道理。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個事件，起始就是由文章的調子引起的。起因是，徐志摩在《晨報》副刊上寫了篇文章，夸陳西瀅的一篇《閑話》寫得如何好，周作人不干了，寫了篇文章給予駁斥。周作人的主要意思是，你不是夸陳西瀅品質多么好么，可是他曾說過“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樣的話呢。

　　徐志摩的原文是：“他（指陳西瀅）……任憑當前有多少引誘，多少壓迫，多少威嚇，他還是他的冷靜，攪不混的清澈，推不動的穩固，他唯一的標準是理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據徐志摩的解釋，是寫了“他唯一的標準是理性”之后，不能算完，必須再加上一句與之相配，否則文氣不順，但他一時又沒想好加什么合適，便忙中湊了個“唯一的動機是憐憫”。徐志摩寫文章的感覺是有了，可出于匆忙，用詞上有欠考慮，于是讓周作人抓住了把柄：一個對女性“唯一的動機是憐憫”的大學教授，會說“現在的女學生都可以叫局”這樣無恥的話嗎？現代文學史上的一場論戰就這樣開始了。

　　雖是一個老故事了，但也反映出，歷來的文章里面確實是有“調”有“氣”的，這是由漢語的語言特質決定的。漢語的詞性，有些甚是模糊，不確定，因此往往是上句說個什么，下句還要再補充一下，表達的意思才完整，才準確。

　　吟誦，乃至背誦，就是針對漢語的這個特點，來熟練掌握文章的調子的。中國古代的文論，有一種說法叫“文氣說”，文章的氣，要的是通暢，吟誦就是一種文氣的訓練，對文章感覺的訓練，這種訓練的功夫到家了，寫文章沒有不通順的。這，或許該是吟誦的一種更為切實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