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制度建設為根本，鍥而不舍推動音樂維權事業

——專訪著名音樂家傅庚辰

文藝維權進“家”門（之七）

　　音樂家傅庚辰，1935年11月出生于黑龍江省雙城市，1948年3月參軍，曾任總政歌舞團團長、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八屆、九屆、十屆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國文聯榮譽委員、中國音樂家協會名譽主席、聯合國世界音樂理事會終身榮譽會員、中俄友好協會顧問、國家一級作曲、正軍職少將。

　　傅庚辰長期從事音樂創作，創作了《雷鋒》《地道戰》《閃閃的紅星》《挺進中原》《風雨下鐘山》等影視音樂幾十部；歌劇《星光啊星光》等5部；歌曲《雷鋒，我們的戰友》《毛主席的話兒記心上》《紅星歌》《紅星照我去戰斗》《映山紅》等700余首；管弦樂《歡慶舞曲》等10部；多次獲得全國一等獎。電影《雷鋒》《地道戰》《閃閃的紅星》《風雨下鐘山》被選入中宣部100部愛國主義教育影片。他創作的音樂和歌曲，滋養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啊！紅星——傅庚辰歌曲集》集合了他在全國全軍具有廣泛影響的作品。由劉云山同志作序，50萬字的文集《傅庚辰談音樂》匯集了他任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十年，全國政協八屆、九屆、十屆教科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十五年期間的講話、談話、音樂創作心得體會，體現了他的創作思想、創作道路，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如今，年事已高的傅庚辰仍然筆耕不輟。2003年創作了大型聲樂套曲《航天之歌》；2004年創作了大型聲樂套曲《小平之歌》；2005年創作了交響組曲《地道戰的故事》；2006年舉辦了傅庚辰作品音樂會《創業者的歌》，出版了《傅庚辰交響作品選》，文集《難忘的五年》。2007年建軍80周年，他舉辦了音樂會“革命詩篇”；2009年新中國成立60周年，他舉辦了音樂會“時代之聲”；2011年建黨90周年，他舉辦了音樂會“理想之歌”并在北京、上海、廣州、長沙、南京、貴陽、合肥、哈爾濱等地巡演。為此，他專門創作了毛澤東8首詩詞的大型聲樂套曲《毛澤東之歌》；2013年為紀念毛澤東等老一輩革命家為雷鋒同志題詞50周年，他創作了《雷鋒，我們的戰友》姊妹篇《老百姓的雷鋒》，完成了交響組曲《雷鋒之歌》。3月1日由中國文聯、中國音協、撫順市委市政府在撫順舉辦了“老百姓的雷鋒——傅庚辰作品音樂會”，5月3日由北京市委宣傳部、中國音協等單位在北京又舉辦了“老百姓的雷鋒——傅庚辰作品音樂會”。上海電視臺拍攝了紀錄片《映山紅——音樂家傅庚辰的藝術生涯》（上、下集）于“5·23”由東方衛視播出。6月1日，撫順市委市政府送來《人民音樂家——傅庚辰》煤精雕塑。

　　多年來，中國文聯榮委、中國音協名譽主席傅庚辰不僅在音樂創作領域成果頗豐，還十分關注音樂家維權工作。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后，發起了中國音樂金鐘獎；提議設立了獎勵老音樂家的終身成就獎；參與全國政協調研、解決藝術團體特殊工種補貼問題。多次通過不同形式向有關部門和中央領導反映音樂界的訴求，為推動音樂界著作權保護工作、保障老藝術家相關權益、推動相關制度建設作出了積極而重要的貢獻。近日，我們懷著敬慕的心情來到傅庚辰家中，對這位著名音樂家進行了專訪。

　　>>詞曲作者遭受侵權普遍、版稅收入得不到保證

　　談到音樂界權益保護的現狀，傅庚辰指出，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綜合國力、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著作權法》頒布實施后，全社會尊重和保護著作權的意識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侵犯著作權、非法使用他人作品、不尊重詞曲作者勞動的情況仍普遍存在。就音樂作品詞曲作者而言，一方面是遭受侵權：時至今日還有一些廣播電臺、電視臺不向詞曲作者支付音樂作品使用費；不少演出單位不經作者授權擅自在商業演出、商業活動中使用作品；個別音樂出版單位隨意對音樂作品進行改編、串燒，嚴重侵犯了詞曲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證作品完整權等人身權利。另一方面，是權益不被重視。在一些城市舉辦的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音樂慶典活動中，幾乎是同一批作品、同一批作者、同一批演唱者走馬燈似的換場，但獎勵和收入卻有天壤之別，與演唱者動輒幾萬、十幾萬，甚至幾十萬的“出場費”形成鮮明對比，詞曲作者只能得到一紙空文（獎狀），在整個慶祝活動中，有的歌手演唱30多場，每場30萬，加起來數字驚人！

　　傅庚辰認為，制度是根本的。我國正在邁向知識經濟時代，制定科學的、可操作的著作權益保障制度具有根本的重要意義。要改善作者合法權益被侵犯或不被尊重的現狀，首先要抓住制度建設，完善頂層設計。從《著作權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要付酬”，到國務院出臺法規確定“怎么付酬”的過程中，他和音樂界的詞曲作者們曾通過不同途徑、在不同場合、以不同身份一次又一次地向有關部門反映音樂家權益現狀，推動制度出臺，使制度能夠切實保障詞曲作者權益。傅庚辰認為，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但相對于西方發達國家這項工作在我國起步較晚，是一項新的事業，任重道遠，與點對點的解決個體案件相比，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具有根本性質，是持續、穩定保障藝術家權益的重要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亟待建立榮典制度

　　新中國成立以來和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中，產生了一批流傳廣、影響大的優秀作品，激勵和陶冶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時至今日仍被人們廣為傳唱和使用。我國有一批經歷了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以后涌現出來的優秀文藝家，他們為祖國、為人民、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理應受到祖國和人民，受到黨和政府的褒獎，這是建立榮典制度的必然要求。

　　傅庚辰向我們講述，在他剛當選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后，首先走訪了一些老音樂家，聆聽他們對中國音協工作的建議，到病房去看望呂驥、李煥之、李德倫、何士德時的情景令他震驚。1936年參加北平地下黨的著名指揮家李德倫竟然因為級別不夠而住不進這間高干病房，還是“走后門”、托關系才住進來的。一些老音樂家年事已高、兒孫滿堂、生活負擔重、疾病纏身，大多住進醫院，讓本不寬裕的家庭經濟更加捉襟見肘，此情此景，令人神傷。

　　傅庚辰先是于2000年3月4日在第九屆全國政協文藝界委員聯組會上當面向中央領導提出建議，3月5日又就此問題提交1678號提案，并由34名委員署名，建議給予老藝術家生活補貼。之后，傅庚辰又多次與黨和國家有關領導人面談、寫信，反映老藝術家的情況。在中央有關領導同志的支持下，中組部、人事部、財政部于2000年10月出臺了組通字（34號）文件《關于給予部分老藝術家生活補貼的通知》，對部分老藝術家給予生活補貼，改善他們的晚年生活，充分體現了黨和國家對老藝術家的關懷。

　　傅庚辰表示，要全面、正確地評價文藝家的藝術成就，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國家級的藝術榮典制度和與之相匹配的生活保障制度。當前科技界早已有兩院院士的評定制度。兩院院士作為科技領域的最高學術稱號，是終身榮譽，對應在醫療保健、生活待遇等方面也享受相應的規定。而國家對文藝界在此方面的表彰機制尚不健全，應當建立類似人民藝術家、文藝勞動模范等榮譽稱號和國家榮典制度，并對獲此殊榮的藝術家給予對應的生活待遇。傅庚辰認為：“在中國共產黨90多年的奮斗歷程中，在28年的革命戰爭中，藝術家留下了光輝的足跡，在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年代藝術家們也都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上也有藝術家的鮮血！”推動藝術家榮典制度的建立意義重大、影響深遠，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

　　采訪最后，傅庚辰認為維權工作是文聯組織和各文藝家協會服務會員的一項長期性、基礎性工作。結合多年推動維權工作的心得，他以“制度建設、鍥而不舍”八個字概括了對這項工作的認識。我們被他在工作中的執著精神、責任感和人格魅力所折服，由衷地感到，作為新一代文藝權保工作者，使命光榮、任務重大，應秉承老一代文藝工作者鍥而不舍的維權精神，為文藝界提供更加扎實、全面的維權服務，為文藝家和文藝工作者保駕護航。

董耀鵬：維權是保障曲藝繁榮的長遠大計

　　2013年6月6日，中國文聯批復中國曲藝家協會設立權益部，對于中國曲藝維權事業而言具有重要意義，意味著將有常設性部門為廣大曲藝家和曲藝工作者開展維權宣教、法律咨詢、調查研究、授權使用工作。為此，中國文聯權益保護部專門采訪了中國曲藝家協會分黨組書記、駐會副主席董耀鵬。

　　曲藝權保現狀：侵權盜版仍猖獗、服務平臺尚不足、法律落實不到位

　　董耀鵬認為目前絕大多數曲藝工作者都有了一定的版權意識，具備一定法律知識。有些曲藝家還有過授權使用和法律訴訟的經歷，曲藝家維權呼聲較高。但使用者未經許可、擅自使用作品的情況仍大面積存在。例如：對曲藝作品使用量最大的電視臺、電臺等傳統媒體無償使用作品的情況仍普遍存在，它們甚至還將一些優秀曲藝作品轉投給網絡和出版公司，致使后者再次無償使用。在作品的多次使用中，權利人基本上是顆粒無收。

　　此外，據中國曲協了解，有87%的曲藝家愿意把自己的作品納入版權資源庫，并希望參加文聯或文藝家協會舉辦的文藝維權方面的培訓或講座；有60%左右的曲藝家希望將著作權授權集體管理組織管理，并希望在文聯系統建立文藝界爭議調解機制。但目前曲藝維權服務機構、機制、平臺的欠缺不能真正滿足曲藝家的實際需要。另一方面，雖然《廣播電臺電視臺播放錄音制品支付報酬暫行辦法》已經實施，《著作權法》也已進入三次修訂的關鍵階段，但阻礙曲藝維權的最現實問題并不完全在于制度的完善，而是現有制度無法落到實處，以及執法力度不夠，導致了法律制度如“空中樓閣”，法律賦予曲藝家的權益在現實中難以兌現。

　　曲藝權保趨勢：創作演出趨一體、民間藝人訴求新、版權權屬認定難

　　董耀鵬指出，隨著曲藝工作者所處的社會、體制、創作、成長環境的變化，曲藝界維權呈現出新的趨勢，具體表現出三個方面的新特點：

　　首先，是表演者深度介入曲藝創作。曲藝是一門創作藝術，同時也是一門表演藝術。從近幾年的曲藝創作情況來看，作者為曲藝演員“量身定做”和曲藝演員與作者共同創作成為曲藝精品創作的主流趨勢，多數曲藝演員已不僅只是表演者，他們不僅直接參與曲藝創作，使創演趨于一體，很多演員同時也是著作權人。其次，民間的團體和曲藝工作者反映出新的維權訴求。截至2012年年底，全國各類民營曲藝社團已超過3000家，從業人員總數在30萬左右，民間曲藝團體和曲藝作者、表演者呈幾何數量增長。與文藝家關注名譽權、著作權不同，民間院團和曲藝表演者的報酬權、就業權、基本社會保障權狀況極為不佳，維護這類權益的呼聲與日俱增。再次，權屬不清的情況已嚴重阻礙了曲藝作品的許可使用。曲協在工作中發現，雖然侵權的外部環境未得到根本改善，但還是會有一些以新媒體為代表的使用者愿意履行授權許可義務、希望合法使用作品，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好的初衷并未產生理想的結果。多數曲藝作品權屬不清、權利存在爭議和瑕疵、沒有委托授權文件等問題，不僅嚴重制約了對作品的合法使用，也挫傷了那些合法使用者的積極性。

　　曲藝維權重點：加強宣傳、完善機構、出臺合同、推動登記

　　董耀鵬表示，中國曲協已正式設立權益部承擔曲藝維權職能，曲協下一步維權工作有四個方面：一是加強維權宣傳。一方面，曲協將在《曲藝》雜志、中國曲藝網、《曲藝月報》等媒體開辟欄目，向廣大曲藝家和曲藝工作者進行著作權法的普法宣傳；另一方面，還將編輯《維權服務手冊》，歸納整理最核心、最基本、最實用、最重要的維權知識，向新會員派發。二是完善維權機構設置，落實崗位職責。在調整、充實維權部門和權益保障委員會基礎上，進一步規范和細化崗位職責，分解權保分工，如調研、宣教、接訪以及反映業界訴求、指導各團體會員開展維護工作等。三是希望與中國文聯權保部和有關法律機構通力合作，研究制定《曲藝作品著作權授權使用標準合同》和《曲藝演出標準合同》，為曲藝作品許可使用行為提供合同范本，指導曲藝作品創演走向規范化。四是從曲藝名家、大家入手，厘清曲藝家作品名稱和數量，確定作品權屬，為知名曲藝家進行著作權登記做好準備工作。

　　曲協維權愿景：集體管理、維權基金、貿易平臺、交流協作

　　在姜昆等一批曲協領導帶領下，曲藝界的維權工作起步較早，目前已具備了良好基礎。但維權畢竟是一項需要統籌謀劃、長期努力的基礎工作，需要中國文聯和各文藝家協會形成聯動機制。基于曲藝作品的特點，董耀鵬希望中國文聯在四個方面與中國曲協共同加強維權工作。

　　一是探索發起建立表演者集體管理組織的可能。曲藝家個人維權難度大、收效不顯著，以集體管理方式發放許可、開展維權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是曲藝表演畢竟只是表演藝術的一支，要成立表演者權集體管理組織還需要其他藝術門類表演者的響應和支持，文聯體系內有八個文藝家協會都與表演者權密切相關，因此，希望中國文聯統籌考慮發起、建立我國表演者權集體管理組織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二是探索設立文藝維權基金。董耀鵬建議設立文藝維權基金，用以資助有影響力的重大維權案件和與權保工作相關的平臺建設。

　　三是探索建立版權交易平臺和數據庫。維權工作的最終目的是促進藝術家權益的實現，在狠抓法制建設和維權大案的同時，也必須關注版權貿易模式研發和機制平臺搭建，疏堵結合，促進正版資源的合法授權。文聯系統和中國曲藝家協會有著豐富的文藝資源，可以嘗試在兩年到三年內為那些權屬清晰、權責明確的曲藝名家和著作權人建立作品數據庫和版權交易平臺，推動曲藝作品的批量授權和合法使用。

　　四是加強培訓和國際交流，拓展維權干部的眼界，提高他們的專業能力。董耀鵬建議在文聯層面加強各藝術門類權保干部的專業培訓，邀請版權法律專家、版權貿易人才和相關機構的負責人定期、不定期進行授課，在互聯網時代瞬息萬變的維權外部環境下，快速掌握侵權盜版的新態勢、新情況，更好地服務各藝術門類藝術家開展維權。此外，應加強與文藝維權先進國家和地區的交流與合作，進一步拓寬維權工作的視野和思路。總體來看，文聯和文藝家協會的職責是聯絡、協調和服務，所以培養出一批“動起來會干，坐下來會寫、靜下來會思、站起來會講”的維權干部，對于推動維權事業具有重要的作用。

　　董耀鵬在訪談最后指出，中國曲協七屆一次主席團會議通過施行的《中國曲藝事業五年發展規劃》將維護曲藝工作者的合法權益問題納入到中國曲協今后五年的發展規劃中，對曲協維權工作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國曲協有信心通過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推動中國曲藝維權事業邁上規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的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