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抗日劇也有獨特價值

——由電視劇《上陣父子兵》說開去

 　　電視劇《上陣父子兵》是由《我的兄弟叫順溜》導演花箐指導的新作。與強調兄弟深情的《順溜》相對比，《父子兵》則更加側重父子親情。范偉在該片中所飾演的父親喬日成是一個典型的農村小人物，既好大喜功又膽小怕事，有著農民的機智與狡黠。曾在《亮劍》中飾演“魏和尚”的張桐在本片中飾演喬日成的兒子喬群，相比“魏和尚”，喬群這個角色更加飽滿，既保留了“魏和尚”的勇武和果敢，又增加了兒子對于父親的深情。父子二人之間，父親為了保護兒子，盡管膽小懦弱但仍不惜一次次身入險境；兒子為了給哥哥報仇，忤逆父親離家參軍，當找自己回家的父親險些被東北軍暴打，他又不惜身犯軍規保護父親。這對父子關系，嘴上相互埋怨，心底里卻又關懷備至。二人復雜而又真切的父子之情，在抗戰的大背景下得到了充分表現。

　　如導演本人所介紹的，“《父子兵》與《順溜》有一大相同之處，都是從個人角度出發，描寫小人物在歷史大時代下蘊藏著的真實情感。”包括去年年末上映的《民兵葛二蛋》，也都是描寫在歷史大時代背景下小人物的悲歡喜樂。這一類作品較為突出的特點在于，與以往側重于某一部隊或者某一戰役不同，作品將視線放置于一個普通人身上，以普通人的視角反映和審視復雜社會背景下生命個體的自我選擇。在這一類故事中，主人公往往是某一山區或者村落的普通農民，胸無大志且安于現狀，當平靜的生活由于突如其來的變故而不復存在，其出于無奈被迫走上了一條尋找安逸生活的征程，而在這期間機緣際會發生了很多與抗日相關聯的故事，人物在這些故事中慢慢發生變化，內心深處的情懷與抱負得到激發，最終成為一位黨員或者一名軍人。這些人物在性格方面往往摻雜了喜劇元素，言行舉止中顯示出了小人物的機敏與可愛，所呈現出的輕喜劇傾向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角色自身命運沉浮的悲劇色彩，使得人物在悲苦的生命狀態下不失一抹希望。

　　小人物的跌宕起伏，其實可以看作是每一個單獨生命個體的生活軌跡，較之于其他宏大敘事的抗戰劇而言，更加容易在觀眾心底里產生共鳴。正如喬日成所代表著的那個時代中的絕大多數人，他們對于幸福的定義就是平平安安、子孫滿堂，對于家國危難，他們則更多的選擇不去考慮。然而戰火的硝煙最終摧毀了他們所有對幸福的期望，使得他們從默默忍受走向奮起反抗，這也正體現了一個時代對于人的改變。從宏大敘事到平民視角，這種創作上的變化正基于對歷史的深入思考以及對人性的關注。戰爭并不僅僅是戰場上你來我往的殊死搏斗，每一場戰爭背后都牽扯著一個個個體與家庭的變化。從這個角度而言，平民視角的小人物抗日劇也有自身獨特的文化價值。

　　提及抗日題材，最被人詬病的便是“抗日神劇”。當原本嚴肅的抗日題材加入了夸張、雷人的虛構橋段，這使得本就良莠不齊的抗戰題材電視劇更加江河日下。“抗戰神劇”的出現，其根源在于抗戰題材的火熱，由于題材較為主流、審核簡單易過、制作成本不高、市場反應良好等諸多原因，抗日劇成為電視劇制作的新寵。大量創作者都扎堆投入到了抗日題材的創作，同類型題材的扎堆上馬，所導致的必然問題一是內容的同質化，二則是為搏眼球的大尺度化。當抗日題材放棄了自身的宣傳教育作用，將娛樂作為其自身的價值屬性，為滿足對收視率的追求，某些極度夸張諸如“手榴彈炸飛機”、“手撕鬼子”等場景的出現也就不足為奇了。

　　針對“抗日神劇”的不斷泛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在近日下發文件宣布將對其進行嚴格整頓。懸崖勒馬，猶未晚矣。面對當下抗日題材的失控，有必要對其進行控制，以喚回起應有的基本公共理性。極度血腥的暴力渲染，無視現實的夸張演繹，種種現象的出現正是為了迎合當下某些審美趣味，同時也是現今眼球經濟的畸形產物，這就造就了“神劇越雷，收視越高”的怪現象。包括抗日題材在內的所有戰爭題材電視劇都應建立在對于人性的尊重以及對戰爭的反思之上。轟隆的炮火、兩軍的廝殺是暴力最好的平臺，然而隨著戰爭年代的逐漸遠去，在對英雄不斷懷念的同時，也應該對戰爭與和平有著更加深入的思考。將敵人過分的“弱智化”、“臉譜化”并不能實現對于自我的提升，“如此抗戰，何須八年”，對于敵人的蔑視其實也是對于自身抗爭的否定。同時，抗日題材電視劇也非絕對排斥天馬星空的想象。正如國外諸多影視作品中，也不乏將二戰作為背景演繹各類傳奇與科幻的“夢幻游戲”，因此區分現實與科幻的界限尤為重要。此外，在人物設定方面，抗戰題材電視劇不應盲目追求表面技術與動作的新奇，而應該增加對于內在情感、欲望、使命等人性層面的深入探討。畢竟，英雄之所謂為英雄，非其能力異于常人，而是尋常之人做了不易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