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廣東 張芳曼制圖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化，一個地方也有一個地方的文學，這個定律是有道理的。地方性之于文學寫作的重要價值日益顯著。在我看來，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某種程度上也是地方性寫作的勝利，它表明，最好的文學，往往不是世界主義的，而是帶著地方的烙印，有著自己的精神根據地的。

　　嶺南文學更是如此。這三十幾年來，嶺南引領著中國社會的巨變，同時也接納了數以千萬計的人移民到這里，社會形態和過去比起來，已經完全不同，文學敘事也必然有了很多新的元素。比如，過去講嶺南文學、廣味小說，好像離不開西關小姐、騎樓、嘆早茶，今天若只寫這些，就太狹窄了。今日的廣東，既有歷史傳承的一面，也有現實變革的一面；既是古老的，也是現代的；既有主流的，也有邊緣的。這才是真實而內在的嶺南。特別是廣州、深圳、東莞這樣的城市，最重要的特質就是市民生活的崛起，一種現代生活形態正在成型，作家們生活在其中，必然要經歷它的光榮與夢想，以及它的混亂和悲傷。

　　這也形成了嶺南文學新的特點，那就是以日常性為標志的軟性文化的興盛。在當代中國，這種市民文化、軟性文化，正日益顯示出它的魅力，并漸漸成為文化世界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元。比如，廣州就是一個初具規模的市民社會，這是它區別于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重要標志之一。廣州不像北京，以政治文化、主流文化為主導，她也無法像北京那樣獲得政治領導權和文化領導權；廣州也不像上海，有那么輝煌的中西交融的文化傳統和貌似高雅的生活習氣，她無法將自己的文化傳統有效地延續到日常生活中去，并使之成為國人模仿的樣板。廣州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市民生活、務實精神，以及對人性的尊重。這是一個柔軟的城市，是一個自由、松弛、能讓你的身體徹底放松的城市，一個適合生活、但未必適合思考的城市。這樣的城市，出現在作家筆下，他們描繪的重點就日益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書寫物質生活的全面崛起；二、表現邊緣人群的生存狀態；三、呈現具有現代特征的變化中的嶺南精神。

　　先說物質生活。物質的力量是現代社會最為重要的力量之一，它在迅速改變現代人的生活和內心。嶺南作為中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已經開始體會迅速崛起的物質對一個社會的影響和改造。所謂的物質生活，當然包括我們常說的吃、喝、玩、樂，廣東人重視這些，看起來庸俗，但也符合人的需要。同時也應看到，物質的膨脹將改變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固有關系。看起來是物質的變化，它的背后，其實改變的是人的精神。物質里也蘊含著精神，這是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的。物質既讓人愉悅，也讓人感到受壓迫。廣東年輕一代的作家，有效地寫出了物質本身這一復雜的力量，并見證了物質生活是如何成為嶺南的主流生活的。典型的如小女人散文、新副刊文體等，都發軔于廣東，這些是嶺南文學的新優勢。但在傳統的文學類型上，比如小說、詩歌的寫作上，這種軟性的對物質的書寫，也可能造就一種缺乏血性和深度的寫作狀態，比較溫吞，沒有沖擊力。應該承認，廣東很多作家的話語方式還顯得陳舊，在藝術上也缺乏走極致的勇氣。本雅明說，“寫一部小說的意思就是通過表現人的生活把深廣不可量度的帶向極致”，走向極致，拒絕妥協，這是一種令人尊敬的寫作精神，然而，這種精神，也正在被一種柔軟的日常生活所吞噬，這反映在廣東作家的寫作上，就成了一種矛盾。

　　再說邊緣人群。廣東有大量的移民，他們從外地來廣東生活、工作。在這個競爭激烈的社會，移民一開始必定是邊緣人群，移民生活也必定是一種邊緣生活。當然，邊緣人群很多也會奮斗成為主流人群。但在廣東，永遠有著大量的邊緣人群，那么多的城中村，住著那么多的打工者，還沒有站穩腳跟，過著動蕩、不安而又充滿干勁的生活。這些人，是最有故事、最有活力的一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所暴露出的希望和絕望，快樂和悲傷。你可以說他們是邊緣人，是弱勢群體，但他們也是轉型期的中國前進的主要力量。通過他們，可以發掘出許多新的文學經驗。比如王十月的《無碑》、《國家訂單》，鄭小瓊的《黃麻嶺》、《女工記》，丁燕的《工廠女孩》等作品，就有意記錄這種現實，他們的寫作，是生活在廣東的邊緣群體最好的精神傳記。

　　至于變化中的嶺南精神，這和廣東擁有了一大批新移民密切相關。比如剛才說到的邊緣人群，他們的苦惱、壓力、困惑甚至絕望，是現代生存經驗重要的組成部分。所謂的現代經驗，不僅是指享有現代的生活和物質，還得承認現代的困境——精神性的困境。現在的廣東，有樂觀，也有悲觀，有希望，但也有絕望。而在過去嶺南文學的經驗里，悲觀和絕望是幾乎缺席的，作家一講到嶺南，就想到民俗、美食、西關美女、人性化的生活圖景等，過于古典了。現在的嶺南發生了變化，原有的還保留著，但新質的現代性的精神困境也必須面對。

　　只有意識到了這一變化，才能寫出真正健全的嶺南。這跟嶺南的歷史演變和文化傳承有關。北京、上海的歷史傳承，一直以來都是有緊密的延續性的，嶺南的歷史傳承卻顯得比較薄弱。也就是說，現在的廣東和以前的廣東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說發生了巨大的斷裂。當下的廣東，其文化主體已經不是本土的廣東人，而更多是外地人。也就是說，古老的廣東并沒有多少東西是傳承到現在并一直還影響現在的。北京有老舍、汪曾祺等人，上海有張愛玲、王安憶等人，他們的書至今還擺在書店的醒目位置。廣東沒有這樣的文化榮幸，僅有的幾本被廣東人掛在嘴邊的本土“名著”，也只是影響了上一代人，在新一代嶺南人那里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樣，要認識一個新的變化了的嶺南，自然就會想到那些外來的作家，比如像鄧一光、薛憶溈、南翔、張欣、盛可以、魏微、李傻傻、吳君、王威廉等作家，都著力于書寫各自在廣州、深圳的生活經驗，敏感于時代的變化。他們試圖通過自己的書寫來呈現當下社會現實中的種種問題，借助文學這一樣式來完成城市文化身份的建構，進而表現出這一城市的精神氣質。我以為，這些作家已經構成了嶺南文學最重要的書寫力量，也為我們重塑了一個文學嶺南的形象。

　　這一點，在詩歌寫作上體現得更為明顯。從詩歌寫作的人口和詩歌活動的熱度而言，大家都說廣東是詩歌大省，這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楊克主編的《中國詩歌年鑒》、黃禮孩主編的《詩歌與人》、萊耳創辦的“詩生活網站”，在詩歌界都成了極為重要的符號。以這三個陣地為中心，廣東活躍著一大批詩人，他們也組織了很多有意義的詩歌活動。有人說，廣東這地方務實、世俗，缺乏詩意，也產生不了好的詩歌。很顯然，這是文化偏見。詩意在哪里？其實就在日常生活里，就在那些平凡的人心里。詩歌并非只與天空、云朵、隱士、未來有關，它同樣關乎我們腳下這塊大地，以及這塊大地上那些粗糲的面影。廣東的務實與寬容，有效地抑制了詩人那種不著邊際的幻覺。廣東的詩人們聚在一起，不是高談闊論，而是很實在地寫作、表達、生活，這是一種更為健康的詩歌氣氛，它使詩歌落到地面上來了。即便是那些外地來到廣東定居的詩人，時間久了，也會慢慢融入這種現實中來。

　　一個地方的地氣，必然會滋養一個地方的寫作。或許，正是因著這種滋養，使得嶺南的文學寫作，有著比別的地方更精細的經驗刻度，以及更誠實的面對當下現實的心靈。但傳統與現代、歷史與現實、本土作家與移民作家如何結合和互動，這依然是一個新的課題，值得生活在嶺南的作家們思考。盡管這片土地貢獻了極為豐富而復雜的經驗，但廣東作家卻還沒寫出真正大氣、厚重的作品與之相配，可見，任何新的經驗都需要長時間地去咀嚼和消化，任何一種新的文化形態的建立，也都要凝聚好幾代人的努力。因此，一個新的文學嶺南正在建構之中，她已呈現出來的新異面貌，讓人對未來充滿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