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作家鮑里斯·瓦西里耶夫不久前逝世，以他的小說《這里的黎明靜悄悄》改編的電影引進中國后，成為上世紀80年代中國觀眾最喜愛的蘇聯影片之一。

　　瓦西里耶夫的這部作品寫的是戰爭題材。一群年輕女兵，與德國法西斯殊死搏斗，為保衛和平與寧靜而貢獻出生命。我于兩年前出過一本散文集，名叫《這里黎明靜悄悄》，只少一個“的”字，乍看像同名作品。

　　那書名取自我的散文集中一篇小文的標題。我的小文寫的是和平時代的一個生活側面。10年前我到英國倫敦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每天習慣早起，并獨自到外面溜達。每次出門，都見馬路兩邊停著一輛輛的小汽車，而行人罕見，因為人們都還在睡夢中。每家幾乎都有狗，但此時也不會出來，就連路邊梧桐樹上最不愛寂寞的小鳥都沒有鳴唱。走到跟前，它們才緩緩飛起。在馬路上走了兩個來回，才發現一位郵遞員正給各家送信和報紙，他大概是上班最早的人了。在倫敦人的時間觀念里，天亮仍是萬籟俱寂時。此時唯一能聽到的聲音，就是飛機起飛后越過上空的轟鳴。

　　倫敦人晚起的習慣不知始于何時，想必是城市生活所造成，而且是工業文明的一種結果。試想，一個連電燈都沒有，蠟燭也供應不上的年代，哪里談得上工作、娛樂到深夜？靜悄悄的早晨，也是難以見到的。

　　曾幾何時，倫敦也是吵吵嚷嚷、亂哄哄之地。18世紀的英國作家阿狄生就曾寫過一篇散文，叫《倫敦的叫賣聲》，反映當年倫敦城中讓人煩躁的種種吆喝聲：救火員敲銅壺一個多鐘頭不停，讓人睡不了覺；賣火柴的小販，聲音喊得最大最兇；賣牛奶人的叫聲特別尖細，讓人感到瘆得慌。吆喝不顧時間，喊起來肆無忌憚。賣報的總是風風火火，跟鬧了火災似的，弄得全城轟動；賣蘿卜的沿街叫賣，滿城為之騷擾……那時的倫敦，絲毫沒有黎明靜悄悄的景象。于是，作家呼吁加強管理，減少乃至禁止噪音。但這呼吁，延續了不知多少年，直到19世紀成效才逐漸顯現。

　　有感于倫敦的過去和現在，我把這篇文章的題目定為《這里黎明靜悄悄》。作為旅游散記，它只承載了很小的一點任務。編輯把它定為我那本散文集的書名，開始時我有被指“掠美”的擔心，但轉念一想，這并無侵權問題，無需負法律責任。文學史上的同名作品多了去了，它們都各自泰然地走向讀者，無人非議它們，甚至成為重要的文學現象。巴金的小說《家》與日本作家島崎藤村的《家》，魯迅的小說《離婚》與老舍的小說《離婚》，魯迅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與果戈理的短篇小說《狂人日記》……雖然名字、題材相同，但表現方法和文化結構不同，各自創造了一種審美價值，并為本國文學開創了新紀元。

　　話說回來，文學藝術作品都是一種富有創造性的勞動成果，從內容到形式，從構思到表現，連同作品的名字，都應該是藝術家的獨創。借鑒是允許的，但應該在借鑒中創造。嚴肅的作家藝術家，不會草率對待自己作品的名字。

　　一部作品的名字，有時很重要，有時又不很重要。它只是一個符號，作品的質量不完全取決它。作品的成功與否，主要還是看它是否有自己的特別內涵，是否創造了屬于自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