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活著》劇照

　　對于獨立紀錄片來講，最近的一件事算得上鼓舞人心。中國電影導演協會年度頒獎盛典的展映活動首次為獨立紀錄片開設了“綠色通道”，由“清影放映”推薦的《俄查》《萱堂閑話錄》《羅盤經》《雨果的假期》《活著》《遍地烏金》《生活而已2》《晴朗的天空》8部紀錄片已在影院大銀幕上跟觀眾見面，并伴有導演現場交流的系列活動。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李少紅表示，“中國獨立紀錄片作為電影的獨特類型一直不被重視，但其中不乏一些優秀的作品，希望通過這次集中的展映讓更多觀眾對紀錄片給予關注，也有更多多元化的作品來參與其中。”

　　“生活是那么兇猛鮮活”

　　“徐童老師，您認為現在獨立紀錄片最缺少什么？”一位女學生用美好的聲音問道。

　　“啥也不缺，最缺錢。”徐童粗聲粗氣地回答。

　　現場一片哄笑。

　　徐童，生于北京。1983年就讀于中國傳媒大學新聞攝影專業，畢業后一直從事本專業工作，并長期堅持個人創作。2008年完成小說《珍寶島》，同一時期開始創作獨立紀錄片。三年間，其作品“游民三部曲”《麥收》《算命》《老唐頭》屢獲國內外各電影節獎項。剛剛完成的《四哥》，同樣是“游民”題材，他說把“三部曲”改為“系列”，更準確。

　　徐童自從開始獨立拍紀錄片就一直采用邊生活邊拍攝的方式。徐童的父親也是位導演，按他的話說是拍“花啊、鳥啊”的導演，在科影廠工作，潛移默化地影響了徐童，從攝影、寫小說，再到拍紀錄片，徐童走上了他父親的道路。徐童說他拍紀錄片的方式是主要紀錄人物，“如果運氣夠好，你跟拍一個人物，恰恰看到他的生命軌跡，那么就是上帝賜給你很好的題材了。在關鍵的時候我有幸在場，和人物一起生活，這段生命的軌跡正好是一個起伏，最后再根據對人物的理解，完成一個作品，和那個絕對的真實已經不相同了，作者把自己的藝術理念融入到片子中，不是強加的，而是人物給你的。我需要和他相遇。”為了和他的紀錄片中的人相遇，紀錄他們的軌跡，徐童開始了搬家的過程。他紀錄的人物住在哪，他就在哪附近租房子，跟隨著鏡頭中的人物遷徙。“有的人一拿機器就是沖事件去的，還有的人拿起機器沖著自己，我希望的是一條隧道，讓我通往人物的那個世界。”拍片子成為了徐童的一種生活狀態，和人物朝夕相處。“每天都和機器在一起覺得踏實，照相機、攝像機不離手。上大學時覺得生活平淡無奇，真正拍紀錄片了，會發現生活是那么兇猛鮮活，于是完成了對生活的學習。”

　　看過徐童的“游民三部曲”后，著名電影編劇盧葦自稱成為了徐童的“粉絲”，成為了獨立紀錄片發燒友，當起了獨立紀錄片推廣的“義工”。按他的話說，給徹徹底底“折服”了。2012年，他擔任青年電影節西寧站的評委，自稱當評委的最大收獲，就是看到中國不少當代的優秀獨立紀錄片。“當時的感覺是大吃一驚。我認為中國獨立紀錄片的水準在世界上是不遜于任何一個國家的。”盧葦對近年來的故事片有頗多微詞，但是他認為中國的獨立紀錄片依然抱有純粹性和相當之高的水準。盧葦甚至認為，中國獨立紀錄片在貼近生活的真實面以及訴說情感角度方面都可以成為故事片的老師。正如塔爾科夫斯基所說的電影本體功能是“雕刻時光”，從這些民間視角的紀錄片中看到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物被或粗礪或精致地雕刻下來。

　　“說”讓紀錄片的生命延長

　　時光回轉到2009年，4月，一個普通的周六。幾位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的年輕老師雷建軍、梁君健、劉碩準備干一件小事——做一次放映活動。當時劉碩想的口號是“以影像關懷世界”，一句有理想有視野的話，美中不足的是“關懷”多少有些居高臨下的感覺，于是就改為“以影像溫暖世界”。

　　消息放出去的那幾天，他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郵件信息，從里面發現了老朋友，發現了校友，發現了同行，發現了許多來自各行各業的志同道合者。那一天，他們擺好了從“金五星”（北京某著名小商品批發市場）買來的小椅子，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即將到來的觀眾，等待著紀錄片將帶給大家的平凡和感動。后來這項活動得到了校友的支持，開始每周六下午固定在清華大學南門旁的文津國際藝術中心的場地舉行，沒錯，就是現在那個“天價”房價的五道口附近。在一些沒有任何回報的、無私的幫助下，他們把一部部優秀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帶到了觀眾面前，并且結識了一個個優秀的作者。一辦就將近4年，已有數百部影片和百十位獨立紀錄片導演來參與交流。或許，這樣公益的放映活動在這寸土寸金的地方尤顯“奢侈”，于是最近有個“意料之中”的消息傳來，堅持4年的固定場地被要求停用，這個放映活動不得不撤回到清華大學校園里來，梁君健和他的同事們還在積極尋找新的放映地點，不能采取“打游擊”的方式。

　　為什么這么執著于做“清影放映”，梁君健說他在教授相關課程的時候發現，很多紀錄片他們學新聞傳播的同學們都沒有渠道看到，更別說喜歡紀錄片的其他人了，于是就想到自己組織放映，能夠看到第一手影像資料。在組織的過程中，他們看到了學生們和愛好者們對觀影的不滿足，因為獨立紀錄片是個開放的“文本”，在觀影中帶著很多疑問特別想與作者交流，而在交流中紀錄片本身也往往生發出新的意義。于是由單純的“看”，變成了看后的“說”，在梁君健看來，“說”也使得紀錄片生命延長，“我們衡量一部紀錄片應該從它的生命力來衡量，不僅僅是他的作品在某一個時段被廣泛傳播，而是不斷地被一次次放映，在不同的場合和不同的觀眾產生不同的碰撞，形成一種嶄新的意義。不僅僅是創作者、書寫者個人的意義，而是交流中碰撞出來的意義。”

　　放映紀錄片與做紀錄片一樣，梁君健說：“我們都認為做放映是個特別好的事情，但是剛開始觀眾特別少，只有十幾個人，我們也有點灰心，覺得這么不容易，四處化緣，好不容易組織起這個活動，觀眾才這么幾個。但是后來也想通了，獨立紀錄片不能以它的票房和觀影人數來判斷，也不一定觀賞的人多就好，還應該從時間的角度看它的生命力。對十年、二十年后的人來認識我們現在的社會，它的價值在哪里，只要想看的人總能看到，或早或晚，而可看可不看的人，往往看不到。”

　　與“清影放映”這樣以高校學術研究為背景的獨立紀錄片放映不同，如堅持獨立影像放映的“猜火車文化沙龍”，堅持每周二晚放映的“紀錄堂”，以及人大附近的“叁號會館”，都是民間影像放映的集散地，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的20多年來，也大都是以這樣的“沙龍”活動一步步走到今天。如今新媒體洶涌而來，微電影立即找到了停靠的碼頭，那么這些苦苦求索的獨立紀錄片呢？它們的春天在哪？

　　“要讓嗅覺變得更靈敏”

　　有學導演的學生問徐童，中國獨立紀錄片還應該在哪些地方努力？徐童無奈地表示，“一直挺努力的，努力得都快吐血了。就是希望能多拍、多放。去栗憲庭電影學校談創作經驗，學員們都表示想買我的紀錄片的DVD，可是可利用的社會資源極其有限，沒市場誰愿意投資做這些事？”

　　“紀錄片主要分為兩類，我把它們稱為工業紀錄片以及獨立紀錄片。工業紀錄片是由電視臺投資和制作在公共媒介平臺上放映的紀錄片，如《舌尖上的中國》這類紀錄片隨著紀錄頻道的出現，生存是越來越好，影像語言也更加繁榮精彩。而獨立紀錄片比較難界定，獨立有的指的是獨立資金、獨立制作，有的是因為紀錄片中所反映的獨立精神以及對社會的觀察和思考符合獨立的精神。這些獨立紀錄片不像工業紀錄片那樣，大都沒有更多規律可循，但是有一定品質的獨立紀錄片在中國每年至少有80至100部，數目遠遠低于工業紀錄片和故事片。”梁君健分析認為。

　　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渠道。據了解，獨立紀錄片在中國很難在商業院線放映，而國外會有獨立的紀錄片院線，以及正版DVD和相關文字產品，這在某種程度上保證了獨立紀錄片的尊嚴。而像美國、法國等國的公共電視臺，甚至會辟出一個專門時段放映一些具有批判意義的紀錄片，這對獨立紀錄片來講也算是非常好的傳播渠道。此外，國外獨立紀錄片制作、發行比較穩定，全世界大概有十多個國外電影節會融資、預售獨立紀錄片，讓盡量多的公眾平臺看到這些片子。“他們會提前評估這個題材，并在拍攝過程中就提供經費來支持拍攝，前提是這個紀錄片的一部分版權，或者說是一個時間段、一些區域的版權會被提前銷售出去。這是比較主要的渠道。”梁君健了解到，北美的一些國家電視臺會有專門的資金向社會開放，獨立紀錄片導演就可以用這筆資金起步或完成拍攝，比如范立欣導演的《歸途列車》。

　　范立欣在幫央視做一個叫做《開往春天的列車》的片子時，想到了要拍攝獨立紀錄片《歸途列車》。“這實際涉及到一個獨立紀錄片的制片流程，在中國大家都自己掏腰包自己拍，再苦再累自己扛著。而國外有藝術基金或資金、資源上的支持，你有想法就寫提案，政府會給你錢去拍樣片、去調研。我是通過自己的關系找到機會拍這部片的。”范立欣表示。2006年，范力欣在中國協助拍攝了紀錄片《沿江而上》，接觸西方制作紀錄片的理念，“在技術層面，《沿江而上》讓我學到很多東西，因為西方拍紀錄片更有條理。他們把紀錄片當電影拍，每天都要想清楚怎么去接近拍攝對象，預期可能會拍到什么，他們像電影導演一樣有計劃。西方有創作資金，但也有成本壓力，要付工資、要飛來飛去，沒拍完錢沒了怎么辦？所以就讓需要自己的嗅覺變得更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