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義公園（油畫） 陳澄波 

　　這是兩岸交流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臺灣美術展覽。劉錦堂、郭柏川、陳澄波、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李仲生、席德進、劉國松、歐豪年等140位藝術家的近170件各類媒材美術作品在中國美術館亮相，囊括了水墨、膠彩、版畫、油畫、水彩等形式，清晰呈現了1911年至2011年之間的臺灣美術史。

　　4月2日至15日，由中華全國臺灣同胞聯誼會、臺灣文化會館基金會、中華文化聯誼會、中國美術館、中國國家畫院主辦的“美麗臺灣”臺灣近現代名家經典作品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兩岸文化界、美術界人士齊聚現場，展覽受到了熱烈歡迎。

　　“在北京舉辦這樣規模的臺灣美術展，還是第一次，創下了兩岸美術交流的新紀錄，從中可以了解并體會到臺灣美術近百年來的流變史，從而對這一中華美術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一個全景認識。”全國臺聯理事會會長梁國揚說。

　　“展覽不僅展示了百年來臺灣美術的發展變遷，同時也是一面鏡子，讓我們看到了兩岸的歷史，看到近代史的一個截面。”臺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榮譽理事長李永萍評價道。

　　“隔海相望”的臺灣美術

　　對許多人來說，臺灣美術依然是一個“隔海相望”的視域。人們最熟悉的，自然是被稱為“渡海三家”的張大千、溥心畬和黃君璧。隨著近年來兩岸美術交流的擴大，劉國松等臺灣畫家也逐漸被人們所熟悉。但整體上講，人們對臺灣美術的了解并不多。

　　自明清以來，臺灣美術就深受傳統文人畫的影響。游宦游幕的文人、官吏，承襲傳統水墨畫的文人趣味，與大陸來臺的畫師及本土民間畫工的創作交織并茂，構成了臺灣美術發展的主流形態。至日據時期，西方的印象派、后印象派、立體主義等西洋繪畫流派以及東洋畫被引進臺灣。二戰后，傳統水墨再度復興，畫會崛起。期間“東方畫會”、“五月畫會”等一大批畫家受現代主義影響，掀起了臺灣美術的現代主義新潮。

　　二戰后臺灣傳統水墨畫的復興，被認為“不僅僅是繼承傳統，而且是重新發力”。上世紀70年代，許多人留學后回到臺灣，帶來了美術革新的力量，在中西融合中尋找自我定位。當大陸傾向于社會寫實風格之時，臺灣美術卻顯示出了一種積極浪漫的精神，與西方美術融合，又兼具鄉土和文人氣息。

　　臺灣畫家李錫奇介紹道，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臺灣美術的畫會時代，那時現代藝術剛剛崛起，許多人寫現代詩，后來影響了繪畫和音樂。到了70年代，臺灣經濟發展不錯，社會上出現了很多畫廊，進入了畫廊時代。80年代美術館建設受到重視，臺灣的口號是每個縣都應有自己的美術館，因此進入美術館時代。90年代后，兩岸交流從熱身起步到日益頻繁，臺灣美術則進入了多元發展的時代。

　　兩岸美術交流從未中斷過

　　“中華傳統文化是臺灣文化的主流文化。一直以來，大陸文人畫對臺灣美術影響甚大，成為臺灣重要的繪畫傳統。雖然日據時期傳統的文人畫被壓抑，膠彩畫盛行，但兩岸之間不斷的交流彌補了特殊歷史原因造成的文化差異。”中國國家畫院常務副院長盧禹舜在此次展覽特意舉辦的多元化時代的臺灣美術論壇上說。

　　傳統的繼承自不必說，即便在日據時期，西洋和東洋美術觀念和樣式的引入，也被納入到兩岸交流的主流軌道上來。“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采人者融之。”徐悲鴻在《中國畫改良論》中所提倡的融匯中西之法，在事實上被臺灣美術界所接受，并在上世紀40年代的創作中就已產生。在臺灣師范大學美術系教授江明賢看來，這恰恰給臺灣美術的自我定位制造出一種引西潤中的格局。在歷經傳統的被壓抑、復興和多元創新的過程中，臺灣美術終形成其獨特面貌。

　　1949年前后，一大批大陸美術家赴臺灣，其中最著名的當屬“渡海三家”。這些藝術家的大陸身份、美術淵源和在美術界的影響力，給臺灣美術造成了極大的沖擊。隨著臺灣繪畫一舉壓倒日據時期的膠彩畫風，張大千的潑墨更成為繼承傳統的樣板。

　　新時期以來，兩岸之間的美術交流也頻有之。據中國國家畫院研究員趙力忠回憶，1981年中國國畫研究院（中國國家畫院前身）成立，時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的劉國松秘密來到大陸，開啟了兩岸美術交流的破冰之旅。1983年，張大千逝世，大陸隨即舉辦相關畫展，還開了研討會，當時在大陸的臺籍美術界人士參加了活動。如今，隨著兩岸關系緩和，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美術往來早已不再是“秘密”。

　　在現代探索中互為鏡子

　　“臺灣美術和大陸美術給人的感覺很不一樣，日據時期受日本影響較大，而大陸美術在1949年以前主要是受法國、比利時的影響，1949年以后是受蘇聯影響。不管是受哪里的影響，這些外來的藝術觀念、樣式、技法，其人文氣質都是歐洲的。因此，在受外來影響方面，大陸和臺灣的歷史境遇其實是很相似的。”中央美術學院教授邵大箴說。

　　眾所周知，支撐中國繪畫的兩大支柱，一是工筆，二是寫意。在中華傳統文化浸潤下，大陸和臺灣的美術又因近現代的歷史遭遇而各有特點。比如，許多人普遍感覺大陸的寫實傳統要遠大于臺灣，而臺灣在現代探索、觀念和技法的更新上似乎走在前面。

　　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寫實風格都成為大陸美術的重要特征，徐悲鴻學派得到了極大的發展。邵大箴認為，這不應被看作是特殊時期的政策需要，而應該從歷史的原因上考察。正如光復后的臺灣一度對殖民文化的反思和對鄉土風俗的回歸，大陸美術界在1949年后表現出來的務實求真和積極向上的精神，本質上也是對家國離亂壓抑狀態的一種釋放。

　　就像歷史的兩面鏡子，兩岸美術走過的每一個腳印都互為觀照。渡海藝術家與大陸的文化淵源，讓臺灣美術不斷得到傳統根脈的提示，而大陸藝術家則從對岸的現代探索中汲取了靈感的參照。邵大箴提醒，上世紀80年代大陸提出“新文人畫”概念，是不是受到臺灣的影響呢？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王鏞指出，很多時候，臺灣美術的現代性探索老走在大陸的前面，加強兩岸美術研究，未來應結合起來綜合考察。

　　互訪交流持續升溫

　　在美術多元發展的當下，兩岸都面臨著過度強調觀念、忽視技巧的問題。在如何繼承和發展傳統水墨上，包括西體中用、中體西用、中西調和等都有人探索。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哪一種探索，它們在探討水墨的本體話題時，卻都不自覺地促成了一種民族意識的構建。

　　近年來，兩岸美術交流持續升溫。2004年和2005年，“潤——大陸優秀青年水墨畫家作品展”和“韻——臺灣當代水墨名家畫展”先后在臺北和北京舉辦。“潤韻”呼應，可見主辦方策劃的深意。2006年，“臺灣美術發展1950-2000展”在北京舉辦，展出包括繪畫、雕塑、裝置、影像及行為藝術文件等在內的111件作品。2007年，劉國松在北京故宮舉辦“劉國松繪畫一甲子”展。劉國松坦言，真正的創新會得到自身文化母體的承認。

　　伴隨兩岸美術交流的深入，臺灣主流美術雜志開始介紹大陸的798、宋莊等藝術集聚區，大陸的雙年展、各地畫廊也受到了極大關注。而像于彭、鄭在東等臺灣藝術家則紛紛入駐大陸，在北京、上海等地設立了自己的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