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琦素以版畫創作著稱畫壇，晚年亦在中國畫創作上著力良多，圖為近作：銀色世界系列之二

　　展覽開幕式定在上午10點半開始，10點不到，中國美術館方廳通向各處的路已經被人群圍得水泄不通。人們在前廳放了很多花籃，一派熱鬧景象。

　　很多新朋，好奇展覽主人公的生平與經歷；很多舊友，忙著互相寒暄天氣與起居。大家都在等待他——王琦，95歲高齡的著名藝術家，聽他講70年的藝術旅途。

　　黑皮衣，花色圍巾，卡其色長褲，黑布鞋，身材“高人一等”的王琦精神矍鑠，有著經歷延安時代的藝術家特有的氣質，有著老美院人的“范兒”。簽名、握手、拍照，眾人爭先恐后，他應接不暇。“藝術的道路越走越長，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短，對自己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拿出只爭朝夕的精神，希望在創作中不斷頑強地艱苦奮斗”，王琦至今仍有著濃重的四川口音。

　　“5年前，我曾在這里舉辦從藝70周年的展覽，如今又辦展覽，非常高興。希望同志們給我多多提意見。”王琦洪亮的聲音回響在“紀念王琦從藝75周年暨95華誕——水墨新旅程書畫展”開幕式上，引發現場熱烈的掌聲。

　　沒有藝術性的作品是沒有感染力的

　　幾年前采訪王琦，他一樣的精神矍鑠，握手有力，不愧是以刀代筆的藝術家；由于語言有時不通，他偶爾大飆英文以方便溝通理解，說起來，你若探索了上世紀30年代以后的中國文藝界的往事鉤沉，經歷頗為傳奇的他，自然是一個資源的百寶箱。

　　1918年出生于四川宜賓的王琦，自幼受家學熏陶，自上海美專畢業后，1938年春，由老師倪貽德介紹到重慶“政治部三廳”工作，8月首赴延安，首次拿起木刻刀。1939年初回到重慶，加入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1942年籌建中國木刻研究會，1942年和1943年發起組織雙十全國木刻展，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到上海，1952年起任教于中央美院，在新中國成立前夕，已當選為第一屆文代會代表的王琦先生，因交通受阻未能見證中國文聯的誕生，而他在之后的60余年歲月里，作為版畫大師、藝術評論家、新興版畫運動和新美術運動的領導者，一直見證著中國美術的發展、轉折與變遷。

　　上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作為新興木刻運動的參與者和親歷者，王琦以充沛的激情和社會責任感實踐著他的革命理想，并貫穿他的藝術人生始終。他的早期作品《難民站上》《難民一群》等以現實主義手法描繪艱難時世和人民疾苦，他的《警報解除之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擊隊》等名作，以木刻為武器喚起了廣大熱血青年投身革命的熱情。新中國成立后，他的版畫題材轉向水利建設、林業建設等，《售余糧》《貯木場》構圖開闊，尤其在他嘗試創作套色木刻后，《晚歸》《雪原峽谷》等作品畫面色彩明麗，堪稱社會主義建設的藝術史詩。改革開放后，王琦激情奔涌，佳作迭出，《人民萬歲》等組畫作品氣象雄奇，迎來了創作的另一高峰。

　　“魯迅先生曾說，藝術品一定要重視它的藝術性，沒有藝術性的作品是沒有感染力的。”——這句話鼓舞了王琦幾十年創新求變。

　　少年時的王琦在大革命時期接受了革命啟蒙教育，“既當革命家，又當藝術家，兩者應是截然分開的，但上了上海美專，聽到了尼采、弗洛伊德、柏格森的學說，又看了日本學者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頭》《苦悶的象征》，接受了很多革命文藝思想的感染”，魯迅的文章讓他豁然開朗，他的“純藝術”的理想破滅了，他希望藝術表現生活、表現人民的苦難和斗爭。

　　1946年，王琦曾經感到遺憾：自己沒有直接聆聽魯迅先生的教誨，雖然1934年他進上海美專時就認真研讀了魯迅的著作，“可是魯迅的著作和他的精神，始終是我們這樣年輕人學習效法的榜樣，我一直在魯迅先生精神的感召下從事自己的創作。”

　　從《講話》中尋求答案

　　1942年秋，重慶“政治部三廳”。一天，王琦看到辦公桌上放了一本小冊子，《論文藝問題》，也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

　　“當時我在負責全國木刻協會的工作，除了自己搞木刻創作以外，還寫文章，組織籌辦全國性的木刻展覽會”，王琦回憶，在國統區能這么早看到《講話》很不容易，所以他印象深刻。

　　據王琦講述，他在上世紀30年代學生時代起接受現代派藝術的影響，后來在實際工作中碰到困難，才轉向現實主義道路，才認識到藝術作品與大眾欣賞的關系問題。“《講話》幫助我們理解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生活、文藝與群眾的關系，理解文藝家與群眾、與生活密切聯系的重要性。”王琦曾著文表示，《講話》提出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又提出文藝怎樣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問題——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導下普及，特別強調了藝術家深入生活的重要性。“以前我們理解的現實主義，多少帶有自然主義的色彩，比較平面地反映生活；《講話》之后，我們不是機械地反映生活，而是比原來的生活更高、更強烈、更典型、更理想。”

　　在當今的社會氛圍中，王琦并不認為5·23《講話》精神已經過時，“我們重溫它，通過我們的文藝實踐，會使它不斷發展、豐富完善。”

　　“在實踐中碰到問題的時候，我便從《講話》中尋求答案。”“我第一次聽到王琦的名字，是在整整40年前了。我的老師劉文西，在育才中學時受教于王琦，他保存了王琦的一個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寫著王琦的筆記、感想，老師常常看，常常發現他的新思想。”中國國家畫院院長楊曉陽說。

　　不主張畫家風格定型化

　　上世紀80年代，王琦創作的《平地青云》《大街上的旋律》，回到早年的黑白世界，1988年，王琦因視網膜脫落做了手術，術后左眼視力只有0.2。“眼疾手術后，我從版畫轉向水墨，一晃也有20多年了。”轉向水墨，重拾少年時代拿慣了的毛筆，恢復啟蒙時期迷戀過的水墨和書法，王琦的藝術因生命的變化而得到延伸。

　　無論是《金色的田野》《獨木成林》《農家小屋》《江南水鄉》諸系列，還是與版畫最為相似的《銀色世界》系列，他皆以大塊黑白來處理畫面，以黑色的直線、曲線的同向性排列，達到強化形象的動勢和節奏感的目的。王琦介紹，自己作畫喜歡焦墨和側鋒，以素描方式畫出物象的形態，確定明暗色調，再用淡墨和水暈染水墨效果，最后施以不同的色彩。他的風景畫作，基于“計白當黑”的水墨畫原理，亦是版畫界的共識，不因不類于傳統山水而失去其特有的審美價值。一如評論家劉曦林所言：王琦的水墨畫，“與版畫有相近的風神：清勁的陽剛風骨、學者文風般地精謹微妙、演奏樂曲般地流走跌宕、接近西畫的造型、布局和空間處理。不是正宗的傳統山水畫，又為當今水墨畫送來一股清新的春風。”他把中國畫的筆墨、版畫的力度、油畫的色彩融為一體，在有限的空間里實現了藝術的完整與獨特。

　　“我從不主張一個畫家的風格定型化。畫家應當經常探求新的表現方法、新的風格與形式，而且應該經常保持創作的旺盛和上升狀態。”王琦如是說。

　　展覽中還有他的書法。早年學顏柳趙的楷書，后習魏碑的他，喜歡堅韌的狼毫，寫出和刀鋒一樣堅韌挺拔、黑白分明的筆鋒，線條蒼勁、布局和諧，有著九旬老人的老而彌堅。他認同有什么樣的畫風，就有什么樣的書風。他說，自己注重每一個字的結構、個別字與全幅作品之間的整體結構，哪怕年紀大了手不從心，離開預期設想，“偶然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筆轉刀，以刀換筆，近一個世紀歲月流轉，刻下人生的印痕，畫出歷史的軌跡，95歲的王琦又一次踏上藝術新旅程。“在今后的歲月中，我要繼續努力，繼續創作好作品。我的作品都是從寫生出發，如今我沒有什么資料了，所以未來5年的作品肯定和現在不同。”王琦暢想自己的百歲畫展，“希望有啊”。

　　“我要放開來畫。”王琦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