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探索者的膽識與勇氣 

——簡評越劇改編本《江南好人》的演出 

　　最近越劇名角茅威濤領銜在國家大劇院演出根據布萊希特名劇《四川好人》改編的《江南好人》，令人耳目一新。也有不同反應，但這是正常現象，而且是好現象。

《江南好人》海報

   上天為了驗證人間有沒有“好人”，派了三位神仙下凡到“江南”考察。好心的歌女沈黛經人介紹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即當晚的住宿問題。神仙們以為這就是他們要找的好人，就獎勵她一筆可觀的錢……

《江南好人》劇照

　　■ 布萊希特：不能以善良的“羊”來面對兇惡的“狼”

　　布萊希特是20世紀德國最杰出的戲劇家，也是歐洲戲劇革新的領軍人物。他把一生的戲劇事業都服膺于下層階級的政治啟蒙，并以此去實踐馬克思主義的這兩個基本觀點，即：任何時代的統治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重要的問題不在于認識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為此布萊希特打破了亞里士多德的“移情論”或“共鳴說”，創立了以打破舞臺幻覺、喚起思考為目的的“敘述體戲劇”，簡稱“敘述劇”，即通過一個日常生活的故事或事件，暗示或揭示一個道理。他提出的“陌生化效果”是寫作這種戲劇范式的藝術技巧，也是美學要求。在希特勒法西斯主義最猖狂的年代，布萊希特在顛沛流離中一連寫出的幾出名劇諸如《伽利略傳》（1938）、《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1939）、《高加索灰欄記》（1945）以及《四川好人》（1941）等都是敘述劇的代表作，而《四川好人》（“四川”是泛指“存在任何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地方”）我認為是最典型的。這就不奇怪，僅上世紀80年代的首都舞臺上，就已經出現過兩次由國內外不同劇種排練的演出，即日本著名導演千稻是之執導、栗原小卷主演的大型話劇的演出和成都四川川劇團的演出。

　　布萊希特以辯證思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現代人類社會的悖謬現象：從善的愿望出發，卻引來惡的結果；任何個人都是善惡并存的“雙面體”。布萊希特本意是在揭示：在不平等的階級社會里，整個社會成了一只充滿剝削階級思想意識的大染缸，絕對干凈的人是沒有的。于是他告誡他所同情的弱勢群體：你看有錢人的錢是怎么來的！？因此你就不能那么傻，以善良的“羊”來面對兇惡的“狼”；你必須準備善惡兩手，該善的時候善，該狠的時候就得狠，否則你是活不下去的。這就是說，在現實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競爭仍是不可避免的！布萊希特簡直是個非凡的預言家，他以假定性的“陌生化”手法，通過舞臺演示，把后來的中國人60年中前后所經歷的啼笑皆非的尷尬處境都道盡了：搞集體化的社會主義（善）時怎樣吃“大鍋飯”（惡）的虧；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善）又怎樣忍看新老板的冷酷（惡），常常連血汗錢都得跪下來乞討！

　　 ■ 《四川好人》：好人與壞人同寓一體而不能分開！多么讓人犯難！而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江南地區即江浙一帶經濟發展一馬當先，同時貧富懸殊也迅速拉開，勞資對立有目共睹。這種歷史的重現顯然引起《江南好人》的兩位改編者曹路生、郭小男的關注。畢竟今天的中國現狀與當年布萊希特所經歷的歐洲現實相去甚遠，要將《四川好人》搬上舞臺，特別是“歌劇”（歐洲人視中國的戲曲為“歌劇”）舞臺而又同樣取得發人深思的效果，則改編在所難免。從腳本看，它依然抓住原劇的悖謬邏輯，循著原劇的情節主線，保留了大部分人物的姓名及其身份，更換了或加進了某些具體故事細節的內容。總的來說，改編本是達到了演出要求的。現在這則呈現在我們面前的童話式故事是這樣演繹的：上天為了驗證人間有沒有“好人”，派了三位神仙下凡到“江南”考察。好心的歌女（原劇是妓女）沈黛經人介紹解決了他們的燃眉之急，即當晚的住宿問題。神仙們以為這就是他們要找的好人，就獎勵她一筆可觀的錢。沈黛用這筆錢辦起了一爿綢布店。遠近的人們都知道沈黛樂善好施，就紛紛前來求助，甚至賴著不走。小店很快就難以為繼。為擺脫焦頭爛額的局面，沈黛在別人暗示下假扮起“表哥”，起名隋大。隋大以心狠手辣的手段很快使店鋪重新發了起來。恢復了原身的沈黛為救助一個名叫楊森的上吊工人卻導致兩人相愛。她為幫助楊君實現他謊稱的去北平當飛行員的夢想所需的500元大洋又使店鋪敗落下來。于是她再次以“表哥”隋大的身份出現，辦起了事業更大的工廠，并讓有了改惡從善表現的楊森當上了監工。這時沈黛的知己動員她嫁給有錢的理發師石富。但沈黛卻仍深深戀著楊森并已經懷孕。可當上監工的楊森對待工人殘酷無情，并野心勃勃宣稱要當經理，于是被隋大踢出了工廠大門。楊森獲悉沈黛懷孕，欣喜若狂，更逼迫隋大交出沈黛，并向警方告發隋大謀財害命。于是三位神仙以法官名義開庭審判。當法官們追問沈黛的下落時，隋大不得不坦白：兩人其實是一身！那你為什么要這樣做呢？沈黛這才不得不道出她的苦衷：我行善不行，作惡也不行，我就不知道，在這世上我怎么才能活下去呢！？眾神仙啞然失語。

　　觀看演出時，時時覺得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社會、我們周圍，甚至我們自己身上，有著切膚之痛，并引起我們的思考。比如：從整體的宏觀看，我們在追求社會性的“善”的時候，卻引發多少“惡”的萌生：你克服絕對平均主義，卻立刻拉開兩極分化；你取消群眾運動，又使貪腐肆無忌憚；你加快經濟發展，卻使環境急劇遭殃；你正慶幸物質生活普遍提高了，卻又驚呼精神道德普遍下降了……再從個體的微觀看，多少好人、能人、英雄、模范，一旦面臨外界的誘惑，例如權、錢、色等，頃刻變成壞人、罪人、囚犯……說明一個人在其身上“善”的因子正在活躍的時候，“惡”的因子也在準備隨時作祟。關鍵是他會遇到什么樣的外在誘因！事實上二元對立是宇宙的根本法則，善與惡永遠相伴而行，就像一心進取的浮士德始終離不開那個一心搗亂的魔鬼一樣。因此歷史總是在痛苦中前進的！

　　原作者在《四川好人》中除了表達他的政治觀、哲學觀和道德觀以外，還表達了他的重要的美學觀，首先是他的英雄觀。他在其他場合說過：“英雄有時也有膽小鬼的一面，膽小鬼也有英雄的一面。”因此在他筆下的科學巨子伽利略“既是偉大的科學家，又是社會罪犯”。我們這位受到“神仙”關注的沈黛呢？按神仙們的話說，她是個“惡事做絕，善事做盡”的二重性格的“雙面人”。而她自己則說：“我不是個好人，也不是個壞人，我和大家一樣，只是個平常之人。”事實上在作者心目中，她不過是蕓蕓眾生中一個不好不壞、亦好亦壞的普通人。但須知：作為人物形象沈黛不是傳統美學范疇的“性格典型”，而是屬于現代美學范疇的哲學化身；人物只是敘述的載體，不是性格塑造的對象。

　　其次，原作者將哲學范疇的概念“悖謬”即悖論轉化為美學范疇的藝術手段——兩難選擇。在藝術實踐中，兩難選擇的結構形式是很容易產生強烈的審美效應的。從古希臘悲劇直到現在一直被視為藝術的法寶。迪倫馬特甚至說：寫戲劇離開悖謬是不行的。布萊希特對此也情有獨鐘。上面提及的他的那幾部代表作都以此為訣竅：《伽利略傳》表現為科學良心與道德的沖突；《大膽媽媽和她的孩子們》表現為母愛與牟利的矛盾；《高加索灰欄記》表現為生母與養母對孩子的同等權利。現在沈黛面臨的則是好人與壞人同寓一體而不能分開！多么讓人犯難！而這就是藝術的魅力。

　　■ 改編與演出：讓異域藝術與“土著”藝術、布氏體系與梅氏體系對話和嫁接

　　這出異國的譬喻劇在舞臺處理上本來就不容易，要搬上我國的戲曲舞臺更是難上加難，初看劇本真想象不出它會是什么樣子。但看完演出后還是意外地欣喜：比我事先想象的要成功得多！導演緊緊扣住布萊希特敘述劇“譬喻”的特點，運用陌生化技巧，始終不讓人物或演員進入角色，隨時阻止舞臺幻覺的產生，一旦有這種傾向時，演員就自覺跳出情境；在舞美設計中，用一座移動絲綢店處理合理的空間分割，化解了空間難題，使人物調度和場景安排得心應手。幾個主要人物的造型設計都很到位。第五場心術奸詐的楊森表示改邪歸正后被啟用，但一旦當上監工，小人得志，不可一世。他一個響鞭，一個工人應聲倒下。他連看也沒看一眼，就一個側轉身揚長而去。諸如此類的細節處理的藝術震撼力十分強烈。西式樂器的采用和樂隊編制的擴大及其在樂池的演奏增加了演出的“歌劇”意味，使視覺美與聽覺美渾然一體，顯著增強了綜合的審美效應。

　　作為一出現代戲，演出的整體協調很好，沒有發現明顯破綻。雖然舞臺風格與通常大異其趣，但畢竟經過半年的排練，大家都已適應。開頭頗有形式感，這在戲曲舞臺上堪稱新穎。幾個主要演員的表演都很出彩，尤其是茅威濤與陳輝琳這兩員生、旦大將，唱、做都不負眾望。尤其是茅威濤，身兼生、旦二角亦游刃有余。在反串沈黛時，對角色所規定的儀態舉止都把握得相當準確，尤其在沈黛最無奈時唱的那段“詠嘆調”凄楚動人。沈黛與隋大，不僅是性別的差別，更主要的是精神氣質和作風做派的巨大反差。在返回男角時，茅威濤的表演沒有留下任何過渡的痕跡，完全以一個嶄新的形象出現在舞臺上，把一個冷血而果斷、機靈而霸道的商人角色表現得鮮活、生動，可謂淋漓盡致。這種角色而且是行當的轉換是非常不容易的，不僅需要演員的豐富經驗和扎實功底，更需要演員的空靈與稟賦。而茅威濤就恰好是具備這諸多素質的身手不凡的表演藝術家。

　　盡人皆知，像全國大多數地方戲曲一樣，越劇是以演古裝戲聞名的。雖然解放后嘗試過不少現代戲，但沒有留下幾出經得起時間考驗的保留劇目。這給了人們一種錯覺，似乎越劇只能演古裝戲，首先是纏綿悱惻的才子佳人戲。但茅威濤自出道以來，尤其是擔任浙江小百花越劇團的團長以來，為了使越劇不斷獲得更旺盛的生機與活力，她自覺地肩負起改革的重任，并身體力行，自15年前毅然削發扮演孔乙己起，她十余年如一日帶動她的團隊，在越劇革新道路上孜孜以求，屢屢“突圍”，此次甚至穿著“防彈衣”來北京，準備接受密集的“子彈”，表現了她宏大的藝術抱負與魄力。看來“上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命途中讓她得到一位親密的生活伴侶和志同道合的藝術搭檔，即著名導演郭小男！這回他倆攜“小百花”推出《江南好人》，即以再次“突圍”的勇氣，志在讓異域藝術與“土著”藝術、布氏體系與梅氏體系在以“我”為主的前提下進行對話和嫁接，又一次展示了他們的魄力與膽識。從首輪演出的效果看，我認為是值得肯定與嘉許的。它使越劇又一次煥發出新的生機；讓越劇在大視野與新理念的關照下，道路越走越寬廣！

　　當然現在還只能說是成功的起步，卻還不能說完滿的成功。我覺得腳本還有進一步推敲的必要，使臺詞首先是唱詞更凝練、更潑辣、更俏皮，同時增加一些唱段，以避免給人“話劇加唱”的印象。如沈黛現身三次，是否能考慮每次都安排一個重點唱段？某些人物的設計也需要有所調整。例如理發師石富的戲似嫌太多。又如木工林濤，沒有必要把他寫得那么無賴：原劇中他只是向隋大討回他在沈黛手上訂售貨柜的100元合理的價錢，而隋大蠻不講理地只給他20元，可見在這件事上原劇是為了突出隋大的冷酷與無賴。現在把林濤丑化成這樣，反而減輕了隋大的惡行了。我認為這個細節不改動效果會更好，它可以令人聯想到現在我們這里許多民工向老板討血汗錢而屢遭碰壁的情景。

　　一般來說，藝術探索代價很高而收效甚微。因此藝術革新是一種探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最后的突破必定屬于那些身穿“防彈衣”義無反顧地向前奔突的人們。愿《江南好人》精益求精，最后成為堪與原劇媲美的越劇舞臺上的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