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寫作《帶燈》有一個明顯突破，那就是首次以女性為主角。面對基層現實，帶燈是無奈的，命運是注定的，“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燭，火焰向上，淚流向下”，她不過是“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燒的小蟲，一顆在濁世索求光明的靈魂”。

　　時隔兩年，60余萬字的《古爐》余溫未消，近40萬字的《帶燈》已至，這樣勤奮地寫作，賈平凹卻戲稱：“雞不下蛋它憋啊！”

　　“高速路沒有修進秦嶺，秦嶺混沌著，云遮霧罩。高速路修進秦嶺了，華陽坪那個小金窯就迅速地長，長大成礦區。大礦區現在熱鬧得很，有十萬人，每日里仍還有勞力和資金往那里潮。這年代人們都發了瘋地要富裕，這年代是開發的年代。”一看《帶燈》的開頭，就讓人想起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浮躁》。1987年《浮躁》發表，小說試圖表現那個時期經濟變革大潮帶來的浮躁風氣，人們的行為、心理和價值取向都陷入浮躁之中。此后20多年中，“浮躁”預言了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人們最為突出的心態之一。《帶燈》的開頭，“富裕”與“開發”兩個關鍵詞，隱隱讓人們看到“浮躁”的影子，但二者所面對的世界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浮躁》是外向的，充滿著不安分的對外邊世界的想象；《帶燈》則更內斂，它關注一個小鄉鎮基層矛盾是如何積累起來的，基層問題就如同“陳年的蜘蛛網，動哪兒都落灰塵”，究竟該如何解決？

　　《帶燈》中，賈平凹把視角瞄準中國的基層，關注一群基數龐大卻輕易就被人忽略的角色——鎮綜合治理辦公室的主任。主人公“帶燈”的命運并不僅僅是一個人的命運，而是這一大群人、一大群活生生的生命所正在遭受的命運。賈平凹說：“深入了鄉鎮政府，知道著那里的生存狀態和生存者的精神狀態。我的心情很不好。既然不能女媧補天，那也得杞人憂天么，或許因為我是共產黨員吧。”

　　賈平凹寫作《帶燈》有一個明顯突破，那就是首次以女性為主角。面對基層現實，帶燈是無奈的，命運是注定的，“就是佛桌邊燃燒的紅燭，火焰向上，淚流向下”，她不過是“一只在暗夜里自我燃燒的小蟲，一顆在濁世索求光明的靈魂”，她所能做的，也不過是“一場清水靜流的愛戀，一次螳臂當車的抗爭”。帶燈容貌美麗、孤芳自賞，卻又有那么一點不合時宜，她主要負責處理鄉村所有的糾紛和上訪事件，每天面對的都是農民的雞毛蒜皮和糾纏麻煩。農村的瑣事讓人心煩又讓人同情，帶燈在矛盾中完成著鄉鎮干部的職責，她既不愿意傷害百姓，又要履行維穩的工作義務。帶燈從一出場，就浮現著與眾不同的超然脫俗，她有豐富的內心和豐沛的情感，她更愿意在鄉間的山風樹谷中尋找安寧。《帶燈》這本書中，眾多男性人物都是為了帶燈而設置，這與賈平凹以前長篇小說中的設定有著極大的反差。

　　除卻內容上的現實關注，賈平凹在這次《帶燈》的寫作手法中也表現出了與以往不同的特點。《帶燈》擺脫了之前作品中把現實與奇異的夸張和變形糾結在一起的特征，更為寫實，在保留原來敘事風格的基礎上，顯得更為明快和流暢，更容易讓讀者接受。賈平凹說，到了這般年紀，心性變了，卻興趣了中國西漢時期文章的風格，它沒有那么多的靈動和蘊藉，委婉和華麗，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簡約，用意直白，下筆肯定，以真準震撼，以尖銳敲擊。

　　1986年，賈平凹在《浮躁》的序中寫道：“寫《浮躁》，作者亦浮躁呀！但也就在寫作的過程中，我由朦朦朧朧而漸漸清晰地悟到這一部作品將是我三十四歲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還要以這種框架來構寫我的作品了。換句話說，這種流行的似乎嚴格的寫實方法對我來講有些不那么適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種束縛。”從這個意義上講，《帶燈》是賈平凹寫作手法上的一種轉型與突破，也是這位作家在過了六十耳順之年后，在嘗試了《廢都》《高老莊》《秦腔》《高興》《古爐》等不同的寫法以后，創作上的一種回歸與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