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萬箭穿心》劇照

    不是我選擇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攝。每部片子都是電影頻道電視電影的成本，但我們都不甘心把它拍成電視電影，總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東西來。

　　即便是在上映十天后，小成本電影《萬箭穿心》依舊在北京的一些影院占有排映場次，雖然不多，但是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九四二》《王的盛宴》激戰(zhàn)正酣時，它的堅挺無疑是一個奇跡。作為一部低成本現(xiàn)實主義題材影片，一貫對國產(chǎn)影片挑剔的豆瓣網(wǎng)友為它打出了8.5的高分，它也是唯一一部入圍今年東京國際電影節(jié)主競賽單元的華語片。

　　該片根據(jù)武漢作家方方的同名小說改編，當初看這部小說時，導演王競就覺得它很適合改編成電影：女主人公李寶莉這個女性形象在之前的中國電影中是沒有過的，她不完美，性格復雜，很強勢又很悲慘；整部小說有種生活的質(zhì)感，人物很接地氣；雖然寫的是日常生活，但是它有足夠的戲劇沖突，故事有懸念有波折。這些都為改編提供了很好的基礎。

　　男性視角與女性視角的差異

　　相比小說，電影中，性格火爆的武漢女人李寶莉的生活是一下子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的，興奮地搬進丈夫馬學武單位分的新房當晚，一向懦弱的馬學武即提出要離婚。隨后，當跟蹤下班的丈夫走進武漢狹窄的小巷，看著他把手搭在情人的背上走進一家旅館，表情驚愕、癱軟在地的李寶莉開始走入自己的宿命：打電話舉報丈夫嫖娼，丈夫自殺，獨自承擔起家庭的重擔去漢正街當“扁擔”，兒子對她冷酷無情最終將其趕出家門……生活和命運在那個舉報電話之后不可控地沿著另外一條軌道延展，李寶莉用她的順應和隱忍，展示了一個底層女性的凄慘人生和堅韌的生命力。

　　為了使劇情和線索更集中，電影把原小說中相對長的時間跨度壓縮到了1993年到2003年這10年間。在一些情節(jié)的設置上，也更為理性和客觀。比如電影結束于兒子馬小寶18歲考上大學后趕李寶莉出門，而小說中的這一情節(jié)發(fā)生在小寶25歲左右。王競告訴記者，18歲是將成熟未成熟的年齡，做出這一行為更為可信。再如小說中，李寶莉身邊有個二十幾年一直深愛她的建建，這是個在道德上近乎完美的男人，而在電影中，他是個武漢街頭的混混，和李寶莉關系曖昧，卻不談感情。“小說中建建這個角色完美得不可思議。方方塑造這個角色是為了給女主人公悲慘的命運帶去一些溫暖，但是如果放在電影里，觀眾會覺得這個角色不太可信，所以我們特意把建建的層次拉低了。”王競解釋。

　　這些改動都基于他的男性視角。“方方作為女性作家，寫這樣的女性角色時不免會有自己的情感投射，不自覺地會憐惜李寶莉，作為男性創(chuàng)作者可能會更加客觀一些，我會回避這些，而把視角集中到分析李寶莉的悲劇會不會有其自身的原因，她的命運跟她自身的性格缺陷是有很大關系的。”當然處理這種題材男性導演也有自己的局限，方方和編劇吳楠就提供了女性視角的基礎，影片中有不少李寶莉和閨蜜萬小景聊天的戲，“我八輩子也想不出來兩個閨蜜之間是怎么聊天的。”他笑稱。

　　影片上映后，很多評論把肯定和贊揚給了主演顏丙燕，稱其“演得太好了”。當初王競選主演時遭遇過提各種要求的女演員，有人說李寶莉的結局能不能別這么慘，還有的說能不能說普通話，這樣就不用學方言了。后來他找到顏丙燕，10分鐘就談攏了，對于王競說出的片酬，她甚至說，比這個低都能接受。這讓王競很感動：“我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演員。”

　　合作的過程也是互相碰撞和互相說服的過程。影片的結尾有場戲，小寶要李寶莉搬出這個家，她最終想通了，用扁擔挑著自己的行李離開家前，婆婆問她，你有什么話帶給小寶嗎，李寶莉搖了搖頭什么都沒說。拍攝時王競堅持要讓李寶莉說句話，但顏丙燕堅持什么都不說，誰也說服不了誰，于是現(xiàn)場將這兩種方案都拍了。后來剪輯時，剪輯師也是女的，她覺得李寶莉什么都不說這條更好，王競這時也覺得，不說話的確比說一句話效果要好。“一個好演員是幫導演去豐富這個角色的。”他說，“作為導演，這是和好演員合作很幸福的地方。”

　　漢正街、熱干面和武漢方言

　　跟隨李寶莉的生活，《萬箭穿心》呈現(xiàn)了熱鬧嘈雜的武漢漢正街。王競告訴記者，這條街依然存在，但是其繁榮和輝煌的程度已不能和上世紀90年代相比。“好多店鋪都搬遷了，武漢在郊外建了幾個大的交易集散市場。”電影中的2003年，建建對李寶莉說，現(xiàn)在物流發(fā)達了，“扁擔”要退出歷史舞臺了。為了突出時代的變遷，影片中有場戲是拆漢正街的牌樓，但因為劇組搭不起景，后來就在真牌樓旁弄了個腳手架，幾個工人假裝在拆。也依然有“扁擔”們在靠體力討生活，影片中“扁擔”們住的擁擠宿舍，也是在真正的“扁擔”宿舍拍的。“影片里我們看到街上高樓林立，萬小景平常也開著寶馬，但加上‘扁擔’們的生活這個側(cè)面，影片的厚度才能出來。”王競對記者說。

　　“武漢的城市特征是比較鮮明的，作為碼頭城市，這個城市的人有種江湖氣，欲望很強，活力很足，脾氣火爆，感覺動不動就要打起來，在街上正常說話也像吵架。”在他看來，這讓城市很有生機，但這種生機不是大樹那樣的生機，而是雜草一樣的生機。電影從鏡頭攝入的建筑、街頭行駛的車流等，來再現(xiàn)這種城市的質(zhì)感。熱干面也是少不了的，除了讓主演們吃色相不同的熱干面，王競還特意展示了武漢市民騎自行車吃熱干面的城市特色：等紅燈時跨在車上扒拉幾口，綠燈亮了把飯盒放進車筐里蹬車就走。

　　最主要的還是方言。他們特意找了武漢籍的編劇吳楠，在原小說的基礎上將方言進一步強化，演員們也全都說武漢方言。王競介紹，曾經(jīng)想做一個普通話版的，但是“一改成普通話本子就看不下去了，那種濃烈的胡椒般的感覺就淡了很多，所以又改回來了”。

　　低成本+現(xiàn)實主義

　　《方便面時代》《一年到頭》《無形殺》《我是植物人》……近年來王競執(zhí)導的多部電影有著很強的共性，即均為現(xiàn)實主義題材電影，在這些影片里，他關注春運、進城務工者、人肉搜索、造假黑幕等社會熱點話題，它們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低成本。

　　“不是我選擇低成本，而是只能是低成本拍攝。”他對記者說，“每部片子都是電影頻道電視電影的成本，但我們都不甘心把它拍成電視電影，總想用低成本做出更多的東西來。但是這樣做下來就會很累，周期很滿，沒有一點余地，經(jīng)常是覺得要崩潰了要崩潰了。”像每個經(jīng)歷過低成本拍攝的電影導演一樣，因為成本受限而帶來的創(chuàng)作困窘幾乎難以道盡：拍《一年到頭》時，拍攝周期只有22天，緊張到什么程度？膠片不拍第二條，就一條過。相比之下，這部《萬箭穿心》的成本要相對高一些，但依然是低成本。“我們拍上世紀90年代夏天街上的戲，就控制不了鏡頭中出現(xiàn)穿羽絨服的人，還有背景中很現(xiàn)代的車。我們沒錢找那個年代的車當背景。”王競說，“我們也沒辦法進條件好一點的攝影棚讓演員暖和一點，就在武漢郊外一個四面透風的倉庫里搭了一個李寶莉家的內(nèi)景，演員在冬天穿著短袖演夏天的狀態(tài)，還要被噴水制造流汗的效果，很冷。”

　　王競把現(xiàn)實主義分為現(xiàn)實主義題材和現(xiàn)實主義創(chuàng)作方法兩個維度闡釋自己的創(chuàng)作。“這兩者之間是交叉的關系，《我是植物人》《無形殺》《圣殿》等是現(xiàn)實主義題材，關注社會熱點，《萬箭穿心》不是社會熱點話題，它聚焦到一個家庭，探討倫理、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但用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接受記者采訪時，他正在為最新執(zhí)導完成的影片《大明劫》做剪輯，這是講述明末故事的片子，“但我依然用的是現(xiàn)實主義的創(chuàng)作方法，不會把它拍成傳奇或功夫片”。“現(xiàn)實主義是我覺得唯一有途徑去駕馭的東西，如果讓我拍玄幻，我拍不了，憑什么把人物設計成這樣？現(xiàn)實依據(jù)是什么？我說服不了自己。”他說，“每個人有他自己相信的世界，你拍一個東西，你得相信它。拍科幻世界、未來世界的導演，他也是相信那個世界的，我相信的就是看得見摸得著的現(xiàn)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