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題材”影視劇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歷史題材”所沒有的。如《長征》選用非特型演員，如《激情燃燒的歲月》講述“后革命”時期的愛情、婚姻、家庭故事……2007年以來，主旋律電視劇顯示出一種“貼近大眾、彰顯人性、引導勵志”的總體趨勢。

　　《風聲》的“越獄”化、《東風雨》的言情化、《聽風者》的武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敘事在各種大眾文化元素的摻入下產生了些許離解，呼喚我們以一個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紅色”的意味。

　　在過去的很長時間內，一說到主旋律、革命歷史題材，總會令人首先聯想到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意圖，由此產生的疏離與成見往往會令收視率和票房打上折扣，自從有了“紅色題材”之稱，這種劣勢漸趨扭轉，新世紀以來，《長征》《激情燃燒的歲月》熱播熱議，《潛伏》《暗算》風頭無兩，《建國大業》《建黨偉業》更如紅色旋風席卷院線，“紅色題材”成了人們喜聞樂見的影視類型。為什么改稱“紅色”會產生如此大的魅力？不久前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主辦的一期青年文藝論壇上，青年評論家們試圖尋找答案。

　　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王磊所描述的那樣，以“紅色”取代“革命”，它的理論前提或價值指認是，紅色是革命的顏色，紅色等于革命，這種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在這個“告別革命”的時代，以“紅色”取代“革命”，是一個語言策略上的調整，但不止于此，它本身暗含著30多年來我們文藝觀念的變化，以及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改變。

　　在眾多評論家的精讀之下，我們注意到了“紅色題材”影視劇的一些表征，是以往的“革命歷史題材”所沒有的。如《長征》選用非特型演員唐國強、陳道明分別飾演毛、蔣，隨后以大眾明星飾演革命偉人的選角思路在《建國大業》《建黨偉業》中被大規模地沿用；如《激情燃燒的歲月》講述“后革命”時期的革命英雄與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愛情、婚姻、家庭故事，這一模式在《幸福像花兒一樣》《金婚風雨情》等作品中亦有所延續。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馮巍指出，2007年《恰同學少年》熱播后被稱為“革命青春勵志劇”，這是一部“偉人前傳”，它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劇和青春偶像劇的風格很成功地雜糅在一起，講述關于年輕人要有志向、要立志，怎么讀書，怎么修身以及社會責任感的問題，還有愛情和理想的關系問題。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文化國際推廣研究所李玥陽談到，越來越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出現在紅色經典中，在以前的革命歷史劇中，組織交給的任務是否可以完成是不被討論的，當這個任務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主角通過超越自己，完成了這個任務，故事就變成了關于個人主義的故事。李玥陽還表示，今天一些影片表現臥底為何要做臥底，不再以冠冕堂皇的“理想”、“主義”作為理由 ，而是訴諸極其簡單而具體的原因，比如，“獲得愛情和婚姻”、“保護老婆和孩子”等等。馮巍把種種轉變概括為：2007年以來，主旋律電視劇顯示出一種“貼近大眾、彰顯人性、引導勵志”的總體趨勢。

　　《風聲》的“越獄”化、《東風雨》的言情化、《聽風者》的武俠化，以往老成持重的革命敘事在各種大眾文化元素的摻入下產生了些許離解，呼喚我們以一個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紅色”的意味。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祝東力進行了細致的對比：“文革”結束之前，文藝作品是以革命的趣味、邏輯和意識形態去敘述革命，內容和形式完全合一。而今天的“紅色題材”影視劇，是用后革命時代，或者說，用消費時代的趣味、邏輯和意識形態重新呈現那些革命時代的人和事。與前一個時代對革命的呈現方式相比，“紅色題材”影視劇的形式跟內容有一定的距離和矛盾，比如適應消費時代的特點，強調娛樂化、人性化，把英雄寫得不那么高大全、紅光亮，英雄都有些小毛病、都是普通人，等等。這是上世紀80年代末出現的“紅色題材”影視劇和以往革命文藝的區別，用世俗的、大眾化的、消費主義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些革命的人和事。這樣的區別是怎樣出現的，除了時代背景、文化背景的今昔巨變，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孫佳山進行了影視制作投資層面的解讀，他認為，主旋律是一種特定的影視文化生產類型，不僅有一套固定的話語講述模式，而且其生產運作的資金和發行渠道都與國家體制有著密切的關聯。新世紀來臨，隨著文化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紅色題材影視劇振興的一個制度性的原因是，中國電視劇審批制度逐漸相對寬松，隨著制度的改變，在投資方式和交換方式上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以往的國家投資或者企業贊助，不再是資金的唯一來源，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以商業投資、金融貸款甚至是股票融資的方式流向電視劇制作領域。在這種大環境下，現在我們國家電視劇生產領域，也出現了類似美劇、日劇、韓劇那樣的發展過程，開始針對特定的階層、年齡等，初步形成了程式化、標準化的類型模式。

　　縱向審視“革命歷史題材”到“紅色題材”的演變，這似乎是從記述和再現革命到消費和重塑革命的兩代人的視角差異，而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張慧瑜橫向聯系新世紀以來熒屏人物及故事的變遷，在更廣闊的視野下對影視作品背后的社會心理進行了梳理。他認為：《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意義在于塑造了“泥腿子將軍”形象，隨后的《歷史的天空》《亮劍》《狼毒花》等都是泥腿子將軍的故事，石光榮、姜大牙、李云龍都是沒有文化但總能打贏的英雄。與此同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漢武大帝》等講述中國歷史上盛世王朝的作品，和《大宅門》《喬家大院》《闖關東》等家族商業傳奇劇也在熱播，在這三種類型的影視劇中，人們分享著草根的、白手起家的、開創一代偉業的成功者的故事，這些都伴隨著新世紀以來大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大敘事。而當《潛伏》《暗算》等諜戰劇流行之時，也是《奮斗》《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杜拉拉升職記》等職場、勵志故事熱播的時候。這時熒屏上的主角講述的已經不再是白手起家如何創業成為強者，而是處于底層如何找到自己的生存價值和意義的故事，“從泥腿子將軍到無名英雄的降落，也反映了人們的自我期許和心態的轉變?！@些不同的敘事類型，肯定是隨著社會、時代而變化的?！睆埢坭ふf。

　　由此可見，“革命”的“紅色”置換是與時俱進的，正如張慧瑜所言，“大眾文化是一個世道人心的晴雨表”。關于“革命”的故事還會繼續被講述，而相同的故事未必都是同一個故事，重要的是講述故事的時代和社會的底色，相較而言，故事中的“革命”被描繪成何種顏色，似乎不那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