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孔子，仁和之道有助于中華民族和平發展，成為發達的現代文明之國。

　　世界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將推動各種文明通過對話不斷接近，用愛心消除紛爭，促進和解。

　　9月27日至29日，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暨2012年度孔子文化獎頒獎典禮在孔子故里山東曲阜舉行。文化部副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院長王文章，山東省副省長張超超出席大會開幕式并致辭。來自中國內地及港澳臺地區和美國、澳大利亞、奧地利、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等10余個國家和地區的10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 “儒家思想的當代意義”的主題，就“儒家倫理與市場倫理”“中華元典與現代文明”“儒學與國民教育”等議題進行了深入研討與廣泛對話。大會采取主題演講、學術演講、分組研討相結合的方式，分兩個時段組織了一場8人次的學術演講和三組三場近百人次的分組討論，營造了良好的學術交流的氛圍。第五屆世界儒學大會有針對性地增加了在儒學研究領域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學者的比重，40歲以下的學者占到與會總代表人數的1/4以上，為大會注入了新鮮血液，為儒學的研究、普及培養了新生力量，進一步促進了儒學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與會者認為，孔子是中國“元典時代”思想家的最重要代表，孔子思想對中國乃至東亞文化圈社會的影響是巨大而深遠的。我們要解決現代化社會的危機，也要重視孔子思想的借鑒價值和指導意義。儒學也必須在“人倫日用”中找尋自己的意義，探求自己的發展之路。

　　高水平的儒學研究、交流平臺

　　世界儒學大會是以在世界范圍內組織、舉辦儒學研究活動，推動各個國家和地區儒學研究的發展，傳承弘揚中國傳統文化，促進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的對話與交流，增強各國各民族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信任為宗旨而成立的。與會者對世界儒學大會的學術成就和社會影響作了高度評價。

　　韓國中央大學榮譽教授梁承武說，世界儒學大會搭建了一個高水平的儒學研究、交流平臺，吸引了海內外儒學專家學者的積極參與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為孔子及儒學在世界文明格局的延續和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他認為，世界儒學大會圍繞儒學的繼承和發展、儒學思想與社會經濟發展、儒學思想的時代發展與國際傳播、儒學創新與當代文化建設、禮義道德與人文教化等等主題進行了熱烈研討和對話，開拓了儒學研究的現實意義。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俞榮根說，文化部、山東省政府聯手發起和舉辦世界儒學大會，是文化強國戰略的一個大手筆，也是對人類文化多元發展的一大貢獻。第一，世界儒學大會品質越來越優、影響越來越大。第二，“孔子文化獎”的推選更加科學化、規范化，確保了“孔子文化獎”規格高，榮譽高，文化品位高。第三，世界儒學大會的會議質量穩步提高，學術內涵愈加豐富。

　　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

　　與會的中外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及其倫理對于解決現代社會危機、化解人類沖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要充分挖掘儒家思想的精華，通過不同文明間的平等對話來構建全世界都能接受的倫理規范，促進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

　　俞榮根認為，中華法系以儒家思想為基本精神。相對于形而上之“道”，法律是形而下之“用”。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同樣的道理，法之用也是“和為貴”。“和”是禮的靈魂，同樣也是法的靈魂。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孔子文化獎獲得者牟鐘鑒認為，孔子思想的精華在于發現了人性中仁愛之心，提倡經由忠恕之道將這種愛心去愛親友，愛他人，愛萬物，推動社會走向太平。中國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將使中華民族和平崛起，成為發達的現代文明之國。世界需要孔子，仁和之道將推動各種文明通過對話不斷接近，用愛心的溫暖消除紛爭，實現和解。孔子的仁和之道，來自人性，導向文明，它不壟斷真理，能夠包容多元文化，將來必定大放光彩。

　　新加坡儒學會會長陳榮照認為，現代社會的問題根源在于現代人類的道德危機，這可以通過建立新的普世倫理加以解決，而儒家思想就有足以貢獻給人類社會的極為寶貴的倫理資源。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高瑞泉教授認為，儒學經世致用的傳統使其不斷依據時代的發展而改變，回應時代的拷問，提出自己的解決之道，從而在開放中獲得復興。而儒學的真正復興不但關乎我們民族的復興，且關乎人類文明的新圖景。山東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涂可國認為，以禮教為基石、以五常德（仁義禮智信）和五常倫（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為主要內容的儒家道德規范，不僅具有建構社會秩序、約束個人行為的功能，它還有激勵人、感召人、凝聚人、教育人、指導人的多種作用，能夠培養人在社會實踐中學會合理的角色定位，學會正確的待人處世。

　　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本屆大會對中華元典給予了高度重視。專家們認為，中華元典凝聚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其意義是廣闊而深邃的，需要我們呼應時代需要，在新的深度和高度上做出闡釋，將其整合為現代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臺灣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董金裕分析了“國民幸福指數”與傳統《尚書·洪范》中“五福”概念之間的相通之處。他認為可以用“五福”的內涵作為制定“國民幸福指數”指標的參考，不僅有助于提升國民的幸福感，而且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教授黃玉順探討了《周禮》與中國的“正義論”問題，認為《周禮》的根本意義并不在于其所設計的那些具體的、可以損益的制度規范，而在于其背后的普適的正義原則。通過這種正義思想的揭示，《周禮》才能在現代社會中再次成為重要經典。北京語言大學韓經太教授認為，中國儒道元典所集中表現的思想者主體的精神意態，可高度提煉為“惡居下流”“不有天下”和“內圣外王”。其中，“惡居下流”顯現出原始儒家代表弱勢歷史主體來主持歷史公道的政治意態，其中蘊含著某些近代啟蒙主義的精神元素。

　　將儒家傳統的 價值教育補充進知識教育

　　與會專家充分肯定了儒家教育方法和教育內容的積極性，認為它們對于民族文化傳承和人的全面發展、人格完善乃至精神境界的提升具有重要意義。呼吁現代學校教育應該學習儒家教育智慧，吸納儒學元素，重視人格德行養育和價值教育。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教授李焯然認為，儒家思想能夠在新加坡的公民與道德教育和國家的共同價值觀中扮演重要角色，純粹是因為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實用價值和普世價值。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劉夢溪論述了當今的知識教育與傳統的價值教育的區別，認為忽視價值教育造成了今天我們與傳統精神理脈間的斷裂，必須將儒家傳統的價值教育補充進知識教育，從而構成完整的國民教育。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彭林認為，在我們追求道德圓滿的過程中，未免會走入偏頗，而通過中國傳統的“詩教”和樂教相結合進行道德教育的方式有著良好的效果和獨特的價值。中國孔子研究院院長楊朝明認為，“大學之道”是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結晶，是成人之道、教行遷善之道。而近代歷史的變動使人們疏離了傳統，忽視了“大學之道”。現代中國高等教育在具有“世界眼光”的同時，還應該強化“中國意識”，認真借鑒傳統的“大學之道”，引領社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副研究員劉寧指出，韓愈是儒家文教的核心典范，其古文寫作及“文道觀”，對儒家的文教傳統有深入的貢獻。韓愈之后，古文寫作成為儒家養育人格、人文化成的重要手段。今天，如果能從韓愈所開創的古文傳統中深刻體會儒家的教化方式與教化精神，對于國民教育中的人格培養無疑會有積極的啟發意義。

　　“當下性”是實現儒學創造性轉化的動力與源泉

　　與會專家認為，當代儒學研究要進一步發揚傳統儒學關注現實的品格，適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積極回應各種社會問題。

　　澳大利亞邦德大學教授李瑞智通過東西方社會的對比，闡釋了儒家思想對東西方的影響。他認為東方中國的迅猛發展，使得西方乃至全球社會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源自孔子傳統的新教育及思想標準正在塑造未來。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付長珍說，儒學既是一種歷史既成，又始終關聯著當下的境況，“當下性”才是實現儒學創造性轉化的動力與源泉，或許這才是我們重新審視儒學時所應堅守的基本立場和價值尺度。

　　中國藝術研究院青年學者劉濤認為，孔子在晚清以來，逐漸被趕下神壇，太平天國是一個歷史的拐點。盡管太平天國以失敗告終，但它讓世人看到了西學東漸這個大背景的巨大能量。被經學塑造過的孔子，難以抵擋晚清這樣的“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于是之后反孔之大勢漸成。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宋志明認為，現代新儒學是“五四”以來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方向之一。有別于現代新儒家，現代新儒學始終處于一個動態的反省充實的過程。它貫通古今，融匯中西，積極回應時代提出的要求，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大學高在錫探討了《論語》所提示的資本主義新對策，認為儒學在尊重多元化價值的現今社會中，依然是有意義的價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