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長篇小說是否已遠離讀者？作家在創作中存在哪些不足？在文學現代化轉型中，長篇小說傳統是否存在斷裂？如何重新認識與繼承傳統？對于這些問題，不少文學評論家曾做出過思考，然而依舊留有困惑。誰能給出答案？在這場求問錄中，或許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編者

　　尋找長篇小說的文體意識和經典背景

　　首先要研究長篇小說這樣一種文體，從文體中尋找問題，再談長篇小說的經典背景，或經典傳統，可能我們的視野就不再局限于哪一階段的某幾部作品了。

　　長篇小說真正的本質應該表達什么？篇幅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概括生活、把握世界。

　　張繼紅：中國當代長篇小說無論從數量還是小說創作技巧上，已經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就第八屆茅盾文學獎的幾部作品而言，比如張煒的《你在高原》是以一種寧靜的姿態反思社會，以尋找精神“高原”；劉醒龍的《天行者》也是在“明知故犯”的“重復自我”中為當下“底層書寫”的深度寫作給了一個“另類示范”；莫言的《蛙》，則以強大的內在張力挑戰了“敏感題材”，但自己覺得“還不夠深刻”；畢飛宇的《推拿》則以細膩的文筆寫出了“黑暗世界的光明”，也是作者所說的“對人局限性的表達”；而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似乎是很有形式感的中國的哲學寓言。各自都有它的突破領域。但是，從當下批評界來看，特別是網絡批評界，對此次茅獎有很多質疑。那么，您認為是長篇小說這一文體遠離了當下更多的讀者，還是普通讀者對長篇小說已有更高的要求？

　　雷達：雖然現在是一個新媒體時代，我們大量的時間消耗在媒體，特別是網絡當中，但是長篇小說仍然是我們閱讀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現象。讀者的質疑，可能更多地朝向它的評獎制度、程序以及50萬的高額獎金等，大家的關注度非常高。雖然這次茅獎的質疑之聲也很多，但是我覺得這次茅獎總體成就比較高，而且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它使文學變成了一個積極的社會事件。

　　張繼紅：具體從哪些方面體現出來？

　　雷達：你比如說，茅獎一公布就引起了幾乎全社會的熱議，我覺得這是非常難得的，因為我們的文學已經邊緣化了。這次的評獎很有意思，六十多人的評選團，全是一些最大的評委，每一個省出一個人，然后中國作協聘35個專家，共62人，而且都是實名制，這在中國也是很不容易的呀！因為中國是一個人情社會，但實名制把評委的名字“曬”出來了！這引起了全民關注。實名制，每一輪投票都像過山車一樣，又像選“超女”，作家在每一輪的排名情況都和前一輪不一樣，非常有趣，也有戲劇性。你看好哪個作家，評選欄一目了然，所以“得罪人”就是很正常的事。

　　我們需要回過頭來冷靜地研究研究長篇小說的文體，回到長篇小說的文體意識上來，回到長篇小說的傳統上來。至于怎么回，就是要尋找長篇小說的經典背景。

　　張繼紅：您所說的經典背景是我們新文學時期魯迅、老舍等開創的知識分子啟蒙敘事或沈從文等堅持的民間立場敘事等經典傳統嗎？

　　雷達：首先要研究長篇小說這樣一種文體，從文體中尋找問題，再談長篇小說的經典背景，或經典傳統，可能我們的視野就不再局限于哪一階段的某幾部作品了。當然知識分子傳統是一個繞不過去的資源。其實我還經常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長篇小說這么多，但是為什么沒有精品，沒有能和世界對話的大敘事的作品。每屆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品比如保爾·海澤的《特雷庇姑娘》、君特·格拉斯的《鐵皮鼓》、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紅》等作品，幾乎每一部都有與世界對話的東西。

　　張繼紅：那么從文體自身來看，經典作品在文體方面的特征性何在呢？是長篇本應該包容大題材，才能產生與世界對話的作品，還是這些題材借助了長篇這種形式，才使得大敘事的內容得到了升華或超越？

　　雷達：一般意義上的長篇小說，我們在討論它的時候，很可能因為字數、篇幅的原因遮蔽了事實上的我們對長篇小說本質上的認識，長篇小說真正的本質應該表達什么？篇幅肯定是重要的，但是比它更重要的就是怎么概括生活、把握世界，比如我們講短篇小說是一個點，中篇小說是一條線，長篇小說是一個很廣闊的面，這是一種說法。還有一種說法，就是短篇小說是寫一個場景，中篇小說是寫一個完整的故事，而長篇小說是講一群人的曲折的命運。種種說法都有。你前面講到的第八屆茅獎中的張煒的“精神高原”、畢飛宇的“黑暗世界的光明”、劉醒龍對“底層寫作”的“另類示范”，還有劉震云的“中國語言表達方式的哲學寓言”（可能不完全準確）等都是這種情況，它們有接近經典的走向，因為他們高度地概括了生活，也才有可能與世界對話。